信用评级机构：厄待规范的市场“看门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层的信赖,评级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看门人＂在金融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自身运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评级机构现有问题的分析提出,必须加强对评级机构的内外监管,加强并规范评级业竞争才能帮助评级机构更好履行自身市场职责。     

房地产价格与货币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2011年12月的房价指数及货币流通量M2、中长期利率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月度数据,应用当代主流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方法,对中国房产价格和货币因素的关联性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流通量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是房价波动的Granger原因,中长期利率对房价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显著性,而房价波动对以上三个货币因素均不构成Granger原因。     

我国证交所股票与国债的投资替代效应——基于上交所2003～2012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国债交易额和价格指数以及我国M2的月度数据,对股票和国债投资的替代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和国债二者的投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一是金融产品创新给投资者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二是交易所和银行间的国债交易市场发展失衡。     

股票与国债投资替代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上交所月度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金融理论出发,提供了股票与国债投资替代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利用2003年1月-2012年12月中国上交所股票、国债交易金额、价格指数、M2的月度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对股票与国债投资之间的替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该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金融产品创新让资金具有广阔选择余地,第二是上交所国债交易日益冷清,与银行间国债市场发展失衡.     

股票与国债投资替代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上交所月度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金融理论出发,提供了股票与国债投资替代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利用2003年1月—2012年12月中国上交所股票、国债交易金额、价格指数、M2的月度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对股票与国债投资之间的替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该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金融产品创新让资金具有广阔选择余地,第二是上交所国债交易日益冷清,与银行间国债市场发展失衡。     

终极控制人所有权特征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基于沪深A股2010～2011年度的实证研究

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热点,而衡量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研究范式就是研究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特征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对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特征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以2010至2011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影响;两权分离程度与企业价值也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     

高校债务预算软约束原因探析——基于三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研究

本文从构建政府、高校、银行三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出发,分析不同条件下的博弈均衡,将高校和银行最优博弈策略的条件加以量化,从而找到高校债务预算软约束现象出现的经济学原因。本文研究发现,高校和银行的最优博弈策略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政府类型的先验和后验概率,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预期成本与收益,因此政府若要遏制高校债务预算软约束现象,必须从管理高校和银行的预期,调整他们的成本与收益函数等方面着手。     

央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基于2000-2012年月度数据的VAR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0年-2012年2月的CPI及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月度数据,应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方法,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效果进行量化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中的价格型政策工具有效性较高,数量型政策工具有效性较低,对于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采用汇率升值政策是时效性和影响力俱佳的选择.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自愿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取100家2005年度深交所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其自愿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信息披露指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合一显著负相关;与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和是否国有控股并无显著相关性;有外资法人参股的公司,更为自愿进行信息披露;完成股份全流通的公司倾向于自愿信息披露,但只在10%内显著。     

基于政府债务危机触发机制分析中日政府债务情况

本文从20世纪90年代历次政府债务危机出发,设计了政府债务危机分析框架和债务危机四大触发机制,进而依次从财政收支、债务负担、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行为特征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情况。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债务规模难以持续,其债务偿还存在诸多风险,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债务总体上仍处于安全区域,风险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