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花江污染事件看我国政府危机事中决策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省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发生爆炸,发生爆炸的车间距离松花江只约数百米,导致松花江哈尔滨区段水体受到上游来水的严重污染,松花江严重污染事件再次对我国的政府危机决策水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这启事件中政府的危机事中决策失效,导致危机处理最佳时机的错过。本文将深入分析该事件,希望从中能得出一些有利于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的启示。     

财务重述程度、控制权性质与审计意见--来自A股上市公司2006年~2013年的经验证据

院文章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年~2013年数据为样本,基于审计意见的视角并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重述的反应。结果表明,非标审计意见与财务重述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对于上市公司之前财务报告存在缺陷而进行重述错报的行为,注册会计师会有所察觉并反映在审计意见中。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一现象仅存在于重述程度大从而带来较高审计风险的上市公司中,而对于重述程度小从而带来较低审计风险的上市公司而言,财务重述并未对审计意见带来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事务所会结合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性质来考虑财务重述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与出口型外贸企业现金流运行均衡管理研究

对于出口退税研究以往较多关注出口退税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作用,但其如何传导及影响微观出口型企业现金流,学者们对此领域的研究文献却不多见,文章分析与比较了危机前后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以此展开研究,分析调整后的出口退税政策如何综合作用于微观外贸出口型企业现金流运行。尝试性探索金融危机后基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特质出口型外贸企业现金流运行规律与特征,以期归纳与总结出出口退税政策如何传导并作用于出口型外贸企业现金流运行的一般特性,并针对性提出不同现金流管理措施与策略,以期为后危机时代外贸出口型企业实现现金流运行均衡管理,防范现金流运行断流风险提供些许洞见。     

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进出口型企业现金流运行均衡管理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外向型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与作用,而人民币升值速度与力度将对受益型与受损型两类企业的现金流运行作用尤为凸显。在分析与归纳人民币升值对两类企业现金流运行一般规律与特征影响后,本文针对性提出了两类企业现金流运行均衡管理思想与策略,以期为其现金流运行均衡管理提供些许洞见。     

政商关系、分析师预测与股价同步性——基于腐败官员落马的准自然实验

关系型交易会影响分析师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对企业的信息环境产生影响.文章基于腐败官员落马这一准自然实验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文章以2005?2011年与24位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有关联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政商关系的外生变化对分析师行为和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文章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发现腐败官员落马后,与之关联企业的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提高,预测分歧度降低,分析师跟踪数量增加,企业股价同步性降低.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官员落马影响关联企业股价同步性的过程中,分析师发挥了中介作用.可见,反腐能够降低分析师获取信息的门槛,提高分析师传递信息的效率,进而改善企业信息环境.     

人民币汇率波动、成本粘性与企业自由现金流--来自A股上市公司2003－2011年经验证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商品价格具有显著传导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销售量下降、营业收入减少时，企业成本粘性增强，企业自由现金流下降明显，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成本粘性行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是导致企业成本粘性行为之一。当企业存在成本粘性特质时，研究发现，企业收入呈负增长，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快，成本粘性加剧，企业自由现金流下降趋势更加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作用于微观企业现金流或通过成本粘性机制来实现。     

浅谈公务化暴力

近年来,公务化暴力愈演愈烈,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现象入手,阐述了公务化暴力的危害性,并从体制上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如何化解公务化暴力的几点有益思考。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竞争淘汰后,已经进行二次创业阶段。除了“企业扩大规模,产品上档次,经营资本化、法律化”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优化人才结构,注重人力资源管理”。本文对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剖析和论证,并给出了相应对策。     

政府会计改革与国家治理研究综述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组织科学的管理机制和程序设计不可或缺,其中最为关键是如何实现政府财政与预算最优管理。合理推动会计改革对改进政府财政与预算管理尤为重要,高效的政府会计治理机制能有效预防和抑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由此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成公共资源科学配置,因此,政府会计制度可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机制和程序之一。科学变革政府会计对提升政府组织管理能力,开拓国家治理新路径,夯实国家善治之基础均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