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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国企分红”与“促投资”的关系,寻求既能促进投资效率又能规避投资风险的国企分红比例,是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中的焦点。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Probit模型对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企分红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和投资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当国企分红比例小于38.89%时,能够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降低投资风险;当国企分红比例超过38.89%时,随着分红比例的继续提高,投资效率随之下降,同时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因国企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国企分红比例,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相似文献   
2.
如何避免落入不同收入阶段中的发展陷阱是每个经济体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经济体发展陷阱跨越理论框架,探析了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展陷阱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经济循环向高收入经济循环转换的一种发展状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这一转换的“扳道工”;然而,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其企业主密度关联性较弱,原因是企业主群体具有结构性特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企业家,通过实施要素新组合的创新活动,打破旧有低收入经济循环,推动经济体进入新的更高收入经济循环,因此创新型企业家占比增加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履行管理职能的企业主—高级经理人,拒绝毁灭性创新带来的经济破坏,固守于旧有经济循环,因此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加大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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