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与欧盟区域的产品需求结构与贸易模式

东亚和欧盟分别表现为外需主导型和内需主导型的贸易模式。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对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由于东亚区域对外部最终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所以,后危机时代下,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必要性更加明显。但是,东亚贸易模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银行金融科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当前,不确定性已趋于常态化,银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银行金融科技具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2013—2022年的银行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和企业贷款数据,探究银行金融科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二,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摩擦和降低期权等待价值两条机制发挥作用;第三,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因此,政府和银行部门要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强银行部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加强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健全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

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典型的集体行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可以分为"霸权空位型"、"霸权主导型"以及"霸权参与型"三类,影响其成败的主要因素包括霸权状态、共同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约束力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鉴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现行"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应该更加注重设立短期而非长期性的目标,其短期目标应该是"控制失衡"和"抑制美元风险"。目前,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已成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以其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既有艰巨性,亦有可行性。共同利益基础是G20推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立足点,坚持集体行动原则、通过制度化建设增强决策执行力、强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G20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避免单独直接面对或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应更多地利用G20这个重要平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自身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作为东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其市场规模不断下降。目前,从总体来看,中国已经是东亚最大的市场提供者,但在为东亚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方面,中国和日本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变化主要是由于东亚区域整体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中日两国在经贸发展上的差异所致。在中日为东亚提供产品市场地位变化的影响下,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性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日本则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同时,中国作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上升,在降低东亚区域对美国等外部最终产品市场依赖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改革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基于台湾省土地改革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台湾省土地改革推动台湾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和途径。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作用机制下,台湾省的土地改革通过激励机制、效率机制、供求机制和公平机制,以及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公平分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途径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进口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经济结构调整及减少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依赖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角度对中国进口贸易结构变化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1991 ～2011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行业地研究了进口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到相应结论和启示.     

人民币和日元协调与合作的基础和路径

虽然东亚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进展缓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可能再一次陷入困境.作为区域内重要国家的中日两国来说,应该在区域合作方面肩负起重大责任,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寻找突破点.人民币和日元的协调与合作,无论对于东亚区域还是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明显的意义和重要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人民币和日元进行协调与合作的路径,其中包含两国、区域和全球3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科技金融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及异质性分析——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我国2011年实施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科技金融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了探究.结论 表明:第一,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效果.第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第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一线和二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会促进三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的提升,还会推动二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第四,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和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来引导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是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