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谋、取证难度与监管选择

数字时代下政府对企业合谋的调查取证愈发困难。受此启发，本文从政府调查取证难度视角切入建立博弈模型，考察行业利润与取证难度这两类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对政府监管的边界及其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监管手段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与传统考察单一市场环境因素下最优监管政策的研究不同，将两类市场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后，最优监管政策的边界具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管政策可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往复性。随后，本文通过一系列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单一最优监管政策的适用范围如何随市场中企业数量、政府可收取的罚金限额以及政策执法成本等因素变化，并探讨了政府同时使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政策的条件。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