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公司法与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是我国新公司法的要求,在实践中如何理解这一责任,甚为重要,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和新公司法的实施.立足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不得有损于社会和谐及社会发展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这一义务以保障劳工权益、保护环境、珍惜资源为核心.这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极具现实意义.同时,探讨如何将新公司法这一倡导性规范的要求合理地付诸实践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要点研判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贸易竞争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的竞争。我国基于以往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已经难以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开发创新来＂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开发创新是根本出路的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呼唤着商业秘密的保护,而近年来在我国频发的商贸谍战,如力拓案等也从反面凸显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紧迫性。制度是开发创新的持久保障。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研判其要点,意义重大。     

行规与法律的博弈探析

行规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自治性规范,其效力边界仅在其“内部”,且无法定强制力。行规的存在不仅是商业实践的需要,也为法律所认可,但行规应当是基于法治的自治。立足于行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给行业自治留出必要的空间,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途径引导监督行规行约趋向正当、合理,消除垄断及不善良惯例,并在商事立法时注意吸收行规行约中的合理因素,实现两者的对接和融合,以化解行规与法律的冲突,建构两者间的互动与协作机制,实现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公权力对现代商业活动的合力规范,是我们应该努力践行的。     

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因素识别分析——以公众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化工业的风险感知为例

文章结合风险邻避理论针对不同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反应,以公众居住地域与风险源区分公众对化工技术应用的风险接受的差异,分析化工业风险公众接受的影响因素。在公众对风险接受影响因素分析中应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出公众对风险感知因素、风险治理能力信任因素是影响公众对风险接受的主要因素,为提高政府在技术风险中的沟通能力、在技术风险治理中与公众沟通策略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关于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立法的探讨

建设工程质量问题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相关立法却存在许多缺憾。法律规范分散，缺乏系统性，且内容落后，过于粗略，不仅有基本概念混乱，甚至相互矛盾、重要规范尚且阙如的问题，还有过多依赖行政手段，轻视市场机制且偏重保护房地产经营者，质量责任不清，缺乏可操作性与力度的问题。制定统一的《建筑质量责任法》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建筑行业良性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的要求。     

刍议合同法中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笔者认为将其放进合同法中,有诸多不妥。因此,以社会公共利益涵盖国家利益并作为无效合同认定的边界,符合私法存在的基础即平等公正、社会自治的精神。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以商业秘密保护立法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出路在自主创新,而对自主创新中商业秘密的立法保护则是其重要前提和持久保障.商业秘密保护的实质在于促进开发、创新,进而推动我国产业发展和提升,而不仅仅是关乎私权.商业秘密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我国企业通过开发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而且还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构建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须重塑立法理念,立足于社会经济,以保护私权,促进开发、创新以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商业道德为其价值取向.     

低薪酬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发展制约影响的实证性研究——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推进中,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发展方式转变备受关注。正确认识低工资的制约作用进而提高劳动者报酬具有积极意义,薪酬过低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积极性,更直接制约着其素质的提高,由此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的形成。     

劳动者低工资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研究——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调研基地

文章认为,目前劳动者低工资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性驱动力难以有效形成。因为过低的薪酬直接制约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及对企业的认同,无法形成有创新的驱动力。推进工资形成机制的理性变革,并在业已初见成效的对传统产业的产能控制和行业整合的背景下,显然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文章提出,在合理考量地方经济承受能力、企业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制度规则的完善,建立起劳动者工资水平随经济增长及其他有关因素变化而相应协调、合理、持续增长的制度化的运行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命题。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践性难点初探

新公司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践的最大难点是如何界定"滥用",以防止该制度本身被滥用。这一作为有限责任制度的否定制度,是专为股东而设的,因此,"滥用"的主体只能是公司股东而不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滥用"的本质是股东缺乏正当利益的行为对利益平衡的破坏,因此,"滥用"的界定应当以"本身违法"与"正当合理"为其原则。正当合理原则着眼于结合行为的后果而强调行为的目的,这一原则在保障公司自治性的同时,作为一般条款能够对实体法律制度存在的漏洞起到价值补充作用,符合权利的要义。具体列举的"滥用"行为,至少包括股东操纵股东会、公司财产、人事、业务不独立以及公司形骸化、股东出资不实等,特别应该明确的是,只有公司的实有资本不足与股东出资不实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以"滥用"的法定理由,在个案中否定公司人格,直索股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