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9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导致的全国范围停工停产为自然实验,采用广义DID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在排除了混杂因素与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后有效识别了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产业.研究发现: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在停工环境下,其占GDP比重每上升1％,空气质量指数相较于上年同期下降0.470;第二产业内部细分行业对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且制造业中轻工业的影响系数高于装备制造业与能源化工业;采矿业与建筑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由于疫情期间的生活需求增加代替了停工减少的工业需求,水电气热生活供应业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文章还发现生产过程对第二产业的污染贡献度高于第三产业;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受员工通勤因素影响相对更高,而能源化工业受生产过程影响更甚.因此,文章提出:第一,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来看,需重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加强对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能源化工等制造业污染"大户"的防治;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环境治理需要因城而异,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地理气候条件;第三,在推行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归"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内部结构优化的理念,在权衡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时要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避免短视化行为.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产业规模与人才供给视角

本文选取2013～2020年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门槛模型，从产业规模和人才供给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虹吸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基础设施对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有显著促进效果；(2)当地区的产业规模以及在校大学生数量低于某一门槛值，数字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促进效果会转为抑制效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对于产业规模较大且人才供给充足地区，应重点加强科创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产业规模较小且人才供给匮乏地区，由于“虹吸效应”,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将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压缩，因此政府更应关注其他民生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