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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雷驰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8,13(1):68-73
文章使用量表这一工具,测量了税务人员对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观和客观努力程度。我们将样本中税务人员按照国地税、年龄、性别、学历、职务、有无子女和收入等七项分类指标加以分类。通过对不同群体中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发现主观努力程度在年龄、学历和收入分类组中,客观努力程度在职务分类组中差异显著。这为税务部门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相似文献
2.
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博弈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潘雷驰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28,76
文章对我国基本的税收征管方式采用博弈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分别求出在这种征管方式下,任务博弈、礼品博弈、声誉博弈的均衡解。进一步求出征管博弈在任务博弈、礼品博弈、声誉博弈三个关联博弈约束条件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指出这种征管方式存在的弊端,并依据分析所得结论提出改进这种征管方式的建议。 相似文献
3.
"可税与否"未改变我国GDP与税收的基本关系——基于1978~2005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文章对我国GDP构成中不可税部分加以剔除,计算出1978~2005年可税GDP。使用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1978~2005年税收和可税GDP的总量及增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与可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税收、可税GDP的总量和增量是协整的,并且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税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相关性微弱,并且实际GDP增长率对实际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很低。对照剔除前的计算结果,文章发现对GDP不可税部分的剔除并没有明显改变税收与GDP在总量、增量和增长率方面的基本关系。 相似文献
4.
文章对2006—2008年我国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进行分析,发现行业、企业规模、地域和经济性质对两指标都会产生影响。其中行业与企业规模影响程度较大,地域和经济性质影响程度较小。短期内,如果是同地区、同行业、同经济性质(私营或者其他)、同规模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应一致,同一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在不同年度之间应一致。成本费用利润率在各个影响因素间差异很大,规律性较弱。这时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纳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5.
潘雷驰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15(1):56-58
文章讨论了建构主义原理在税收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并通过微观税收分析课程中教学案例,探讨了税收分析课程的组织形式。通过教学实践,我们体会到税收分析的教学通过问题导入、情境练习、分组讨论和强化拓展的方法,会取得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相似文献
6.
我国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经验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文章用我国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度量政府支出,计算出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作为我国财政政策变动的代理变量,用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度量人类发展状况.对数据整理后,形成政府支出增长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时间序列.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了政府支出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在借鉴其他学者对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1990-2003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变动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解释,我国财政政策依然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政策偏向的,考虑财政政策变动的时滞,发现其对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为负. 相似文献
7.
潘雷驰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1,(1):39-45
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的增进,同时自由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为保障自由不受侵害,需要通过民主程序确定各项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税收活动,征税活动不能形成对纳税人自由的侵害,税款的使用应能增进其自由。为此,需要确立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保障这些权利实现的过程,决定了纳税服务的边界。纳税人在参与税收活动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权利未得实现而导致的额外支出,是约束税务部门所提供纳税服务程度的条件。 相似文献
8.
潘雷驰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9,(5):7-10
我国的纳税评估指标可以归结为用初级分析指标加工形成的"相对值"形式和"弹性值"形式。这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待分析的初级指标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表现为高度的线性相关性。这样,无论"相对值"还是"弹性值"都会十分稳定,评估需要的标准值自然产生。纳税人实际指标值如果偏离标准值,实际上是对指标间线性关系的背离。但是如果初级指标之间不是线性关系,那么这一指标体系就会失去作用。这时,给出反映指标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评估方程或模型是最直接的办法。因此我国纳税评估指标体系还需要在两指标间非线性关系、多指标间线性关系、多指标间非线性关系上加以补充。 相似文献
9.
10.
1978-2005年我国GDP构成与税收关系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潘雷驰 《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7,12(4):13-19
文章将我国GDP总量划分成一次、二次、三次产业增加值,以及最终消费、资本投资、净出口等不同的构成部分,进一步分析税收总量与之关系。鉴于对1985年异常税收数据点的调整可以改善税收数据的性状,文章的分析视角,是从调整后税收与原始GDP和调整后税收与可税GDP这两个观测点展开的。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总量维度上,我国1978-2005年间,经济的变动决定了税收的变动,税收的变动对经济变动不具有解释能力。进一步有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动是税收总量变动的成因。居民最终消费和资本投资的变动同样引起了税收总量的变动。基于前期税收自身的变动而形成的对下一期税收变动的预期,深刻地影响着下期税收的变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