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

文章认为,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核心和基础学科,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恰恰在这个为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学界的发展仍然很缓慢。在梳理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简要变迁历程之后,文章指出了中国目前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文献掌握和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官员GDP崇拜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被外界称为“中国奇迹”。有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发展主义政府，并且将当代中国的政经关系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强调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各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干预，深度介入经济发展，地方官员更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第一要务。     

让更多农民工迈进中等收入门槛

正将农民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人数超过两亿,他们从事着高强度且对社会而言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整体收入偏低,平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城市居民的70%。让这一庞大群体获得体面收入,并让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迈进中等收入门槛,社会效益很大。     

命运的政治学

政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命运却游离于主流政治学的视野之外.本文通过对《城市化的孩子》一书的反思,试图说明: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族群冲突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对于族群冲突的影响,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缺乏认识。基于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作者认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或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并通过三个因果机制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时,这一少数族群将会倾向于反抗由多数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从而导致族群冲突的强度升级。苏丹、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加蓬等案例可以检验上述假说。这一关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关系的理论指向一个更加广泛的关于自然资源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突的理论。而关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升级的特定理论和经验支持也佐证了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的强大整合能力和解释力。该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多族群的石油国家如何缓和族群冲突、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如何规避政治风险、中国的海外投资如何兼顾经济利益与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