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式的历史运动及其内在机理——马克思经济辩证法思想的个案剖析

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形式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商品的等价形式也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演化进程及其内在机理的考察和分析,不仅科学地说明了货币商品的起源和本质,创立了在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货币理论,而且极其娴熟和成功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广泛涉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对立与统一、整体与部分、逻辑与历史等论题,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经济辩证法思想的典型案例.特别是,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视野和历史眼光,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至今难以望其项背.     

生产力:"是什么"与"什么是"——从"系统论"看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关于“生产力”，马克思有诸多提法和表述。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含义的生产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无疑是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乃至整个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本文运用现代“系统论”方法，分别就生产力系统的“系统质”、系统内部的“要素”和“结构”、系统外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梳理和剖析。基本结论是：要把“系统质”的一般层面的生产力规定与内部“要素”和“结构”、外部“环境”和“条件”等具体层面的生产力规定区别开来；前者回答的是生产力“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的则是“什么是”生产力的问题；既不能把这些不同层次的生产力规定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具体层面的任何一种生产力规定去排斥甚至取代一般层面的生产力规定。     

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一种批评性辨析

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同精神生产和生产力具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和哲学等精神生产和生产力受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决定；在物质生产内部分工的意义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包含了某些精神过程和精神特征，即与体力劳动相对的脑力劳动。不能把物质生产等同于体力劳动，把精神生产等同于脑力劳动。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精神生产和脑力劳动对社会历史愈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确认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后者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处于社会历史本质和规律的层面，前者则作为一些“个别”存在形式和发展方式处于社会历史的现象具体的层面。     

论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阈中的“价值决定”辨析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个层面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价值决定”因而包含了多重含义。如果说,价值与“人类一般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商品价值“质的决定”的问题;那么,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的问题。人们往往看不清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之间的这种区别,把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质”的决定联系起来,要么是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走向消解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要么是无视马克思的有关原典论述,拒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内在关联,从而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理论“尴尬”境地而不能自拔。     

学说史视阈中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研究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私有财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释,标志着经济分析视角在新世界观探索中的初步确立;《哲学的贫困》从李嘉图体系出发批判了蒲鲁东在价值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标志着马克思对待劳动价值论立场的根本转变;《雇佣劳动与资本》就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劳动问题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阐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初步创立。     

论储备劳动及其二重性——试解《资本论》中的一个理论难点

在马克思那里,商业劳动和产业劳动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同生产的社会形式无关,属于生产商品和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前者则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决定,属于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在流通领域进行的商品储备和储备劳动,兼具产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性质和特点,因而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流通劳动。作为有待出售商品的储备和储备劳动,是一种商业劳动,不会把价值和剩余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而作为有待购买商品的储备和储备劳动,则是一种产业劳动,要追加价值和剩余价值。将一切商品储备和储备劳动都看成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同时又把它们全部归并到商业劳动中,这在理论上是一种悖论,且有悖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基本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