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

受清代以来的农业和商业渗透的影响，蒙族游牧业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半农半牧区，由于农业对定期的劳动投入的要求，游牧业的移动次数也减少了，定居逐步加强，由于农业对役畜的要求，畜群结构中牛马的比重明显上升，与此同时，游牧业本身也逐步走向集约化，初稿了打草，建圈等技术措施，另外，半农半牧区的放牧制度也在商业和农业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预托放牧，共同放牧和雇佣放牧等制度，但这些变化的总趋势是向汉族的农业畜牧业方向发展，并没有出现畜牧业的现代化趋向。     

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

本文通过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得出三点重要结论。首先，在30年代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中，家畜饲养业由于人口压力加剧而萎缩。第二，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常处于氮约束和水约束状态。第三，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投入较多的畜力、较少的人力，而拥有较少土地的农户则投入较多的人力、较少的畜力，但单位土地上的能投差异不大。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吉化”过程。它应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这种变化的特点是在人口压力下，人们被迫向较少地依赖畜力、较多地利用人力的技术转移.     

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

20世纪上半叶，从俄国迁来的流民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三河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本文从居住条件、农牧业、生态和经济的适应方面，对这一特殊社区的建构过程作了描述与分析。结果表明一个文化的移植成功，其核心条件与生态和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在三河，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农牧生产技术、森林、土壤和从俄境移植过来的兵农制。     

生态政治:1953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

本文以1953年乌拉特前旗的农牧纠纷为契机探讨生态政治。乌拉特前旗西部是灌溉农业区，南边是沙漠，1953年南边和西边受到大量外来牲畜的压力，内部许多地区的草原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将农区的牲畜向外驱逐，同时在内部清理农田与牧场的分界线。旗的边界和旗内农田与牧场边界都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生态政治过程。村庄产生了协调委员会以解决农田和牧场的纠纷，旗边界的争端仍在一般的条条块块的框架内解决。1953年的生态政治仍有其地方特点。     

水流环境与吴淞江流域的田制(10～15世纪)

昊淞江流域10-15世纪的圩田系统基本上处于一种大圩系统下.这种系统的功能是狭水以提高塘浦的水位,以此注水吴淞江,以清压浑,防止浑潮淤淀.由于围垦和运河堤的兴建,宋中叶以后吴淞江逐步淤塞,单注吴淞江的出水格局到15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塘浦提高水位的功能不再重视,大圩不再利于新形成的众浦排水格局的功能发挥,小圩代替了大圩.水流环境的改变导致了圩田制度的变化.     

浅谈应收医疗款的管理

医院的应收医疗款管理是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其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加强对应收医疗款科学有效的管理，会大大降低坏账风险，提高医院的资金使用效率，也是完善医院内部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医院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组织结算和催收，控制应收医疗款的发生，从而促进医院的长足发展。     

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的 生态关系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与生态的关系。明初，华北平原宽松的人地 关系推动军马养殖的迅速发展，到成化年间，人口压力开始抑制养马的发展，明中后 期，在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条件下，养马数量大幅度下降。与此相适应，明王朝的养马制 度也发生了变化和调整。     

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

本文以民国时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蒙古草原地区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人与草原环境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游牧民冬、夏营地的分区和畜群周期性的移动规律，对蒙民传统的游牧业经济及游牧社会做出了初步的分析。本文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传统游牧形态是一个多层次的游牧圈结构，其目的是为了基本的草原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的草原利用在避免局部过牧化的同时，达到生产的最大化。“打圈子”的游牧业要求与一定的草原地域进     

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

在清代内蒙古的农业区,蒙古人具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汉人一般只具有耕种权,这两种权利的结合构成蒙地众多的土地关系类型。蒙地市场所流通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占有权和耕种权,且在不同的层次上流通,占有权的流通限于同旗蒙古人,汉人只可买卖耕种权。租佃纠纷也多源于对占有权和耕种权利益的争夺,蒙人一般尽力保持占有权,并力争耕种权升值的利益。汉人则尽力保持耕种权利益,并利用各种机会侵吞占有权。对这二种权力争夺是清代蒙地民族关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