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会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07)农村调查部分,本文考察了农民教育程度与其创业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与创业存在倒U型关系:在阈值以内,教育年限的提高会增加农民创业的概率,当教育年限超过该阈值,教育年限的提高会降低创业的概率。根据创业动机,初始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对农民创业进行了分类,不管何种分类,这种倒U性关系仍然存在。平均的教育阈值在11年左右,而且创业规模越大,教育的阈值越高。工具变量方法的结果也支持倒U型假说。     

银行集中度、企业信贷与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银行集中度对于宏观经济和三次产业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集中度越高,外在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弱;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控制银行集中度后,金融发展因素不再显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银行集中度越高,企业的长短期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越小。高银行集中度对于企业信贷的抑制提供了银行集中度减缓外在冲击对于经济波动影响的微观基础。     

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

本文利用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差异,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丰富详尽的消费支出数据,同时修正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报告误差和不同消费品支出的测量误差,重新测度了1993-2010年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程度及其演变趋势.误差调整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文献中“消费不存在瞒报”的假设存在较大问题,以修正后的中国城镇地区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消费总支出之比核算的消费不平等在18年间上升了67％,远大于直接使用原始消费总支出数据所得的36％.具体而言:时间趋势层面,消费不平等在1993-2007年经历了快速上升,2008年后有所缓解;群体分布层面,高收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间的差异是消费不平等上升的重要推动力量;群体瞒报层面,2002年以来,相对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存在严重的消费支出低报问题且低报程度保持稳定,而中等收入群体则存在轻微高报问题.本文为重新认识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准确把握消费不平等程度,有的放矢地推行再分配政策.     

企业规模与融资来源的实证研究——基于小企业银行融资抑制的视角

本文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横截面T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规模对融资来源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不仅银行融资占其总资产的比重越小,而且银行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的比例越小。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融资对小企业更加抑制。不同于传统文献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由其自身因素所致,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小企业受到的融资抑制也与它们所处环境的宏观金融体系相关。     

金融体系特征、风险特性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和专利数据库，利用2006—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占比的快速上升和企业风险特性的差异，探讨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主导程度更高的金融结构，而非更大的金融市场总体规模，通过缓解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行业中的私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高风险私有企业的创新。以上实证结果并非由金融体系特征变化前的时间趋势所驱动，并对遗漏变量等问题保持稳健。本文对于深入理解转型升级，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官员任期与信贷和投资周期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发现,省级信贷投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随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期呈倒U型变化,转折点在三至四年左右;这种关系在官员退休制度和分税制改革推行后更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官员任期的转折点有所提前,其行为更加短视。与省长相比,倒U型关系对省委书记更显著。本文提供了有关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重要经验证据,从官员激励角度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