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如蜕变——关于城镇与区域经济的对话

1983年9月21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南京召开的“江苏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演讲，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读了这篇章以后指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由此，引发了对城镇化和乡镇工业发展问题的重视和广泛讨论。     

“非典”的城市社会反思

“非典”的传染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其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都市化使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断拉近,而人与人挤成一团时总会出些毛病。现在全球化了,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这类毛病必定也会增加。“9·11”事件,现代先进知识被用来杀人。抗击“非典”则是用科学知识来救人。人类需要反思,科学的进步到底该落实在哪里,是毁灭人类还是造福社会。把造福人类的技术搞上去,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抗击“非典”要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原来的传统,重新建立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发展经济不能忘记社会事业,鼓励竞争也不能忘记互相合作。合作和互助不仅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也是日常生活的需要。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的学术追问中，众多大家学者们以其超迈的胸襟为这个急剧变动着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爱我中华，再铸国魂”。在世纪转接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有如空谷足音，中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份厚重的“新千年备忘录”。 继费孝通先生９０华诞之后，本刊郑重推出”费孝通自述”专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一直以其拳拳报国之心关注着中国农村变化，关注着乡镇企业的成长，并以大量著述引导和推动其变化和发展（他称乡镇工业为中国的草根工业，即深深根植于泥土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本刊转引的这篇文章撰写于１５年前，今日读来，仍具有启示和镜鉴作用， 且于娓娓道来的语气中，令人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爱我家乡”的绵绵赤子情怀。     

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

从７０年代末期开始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家乡苏南走一走,有时候甚至一年几趟,去看看那里的变化。不久前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又一次走访了苏南的一些地方。我的行程从南京开始,最后一站是我出生的地方———吴江。在吴江期间,我第２３次专访了江村,了解江村的发展,看望那里的乡亲和领导。时近清明,大地上油菜花正黄,柳树嫩绿,掩映着一片又一片新盖的居民楼,爽心悦目。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改革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村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     

边区开发 定西篇

<正> 开发西部边区,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变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一是如何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去年九月,我首次考察了甘肃省的定西地区,提出要用大系统的观点看待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发展设想。今年八月,我再访定西。实际的变化使我认识到,定西人民正在走出一条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现实路子。     

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

人所共知，20世纪后期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从小培养婴幼儿爱好和实物接触，养成敢于更新试验的习惯，发展了在客观实际中探索规律的理性活动。这些科技思维和行为通过婴幼儿教育植根到人的一生中。回顾我国20世纪初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和这种教育的巨大差距，甚至方向性的差别。     

西部开发应维护生态平衡

我国西部边区 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拥有广阔的牧区。我国可以放牧的草原一共４３亿亩，占我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主要就在西北边区。历来牧业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基础，而且是有极大的潜力。从事牧业的又都是少数民族，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角度看，牧业的现代化更有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要研究边区开发问题，应当从牧区入手。 以整个内蒙古来说，牧业是当地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传统经济基础，但是它的南部又是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引进了农业，草原在退化，牧业也在衰落。这里存在着农牧矛盾。同时也正是过去发生民族矛盾的地带。我们就…     

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四个字表达了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所引起的人类心态变化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来标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想总结一下,问一问,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文化自觉”与百年中西文化论争这个名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