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美国轮船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断扩大,大批的欧美轮船涌入吴淞口,造成了黄浦江“混浊的江面上大队轮船云集”的局面。其中,侨居上海、专营中国沿海和长江船运业的美国藉轮船商人(下称上海美国轮船商)尤为引人注目。1862年,主要由美商主持的旗昌轮船公司(下称旗轮)开业。此后十余年间,它号称上海洋商航业领袖,“称雄于长江,天津及独霸于宁波一口、俨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航运业的霸主。然而,好景不长。从七十年代初起,它开始露出衰退的迹象。最后,竞于1877年为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所吞并。骤兴急衰,来势汹汹,去势匆匆。这种颇为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理直气壮地抓好审计宣传工作

全省审计宣传工作座谈会于11月18-19日在深圳特区召开,会议紧扣加强审计宣传工作的主题,总结了当前我省审计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就当前和今后如何加强审计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审计理论研究和办好审计特色刊物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在纪念审计机关成立20周年,中央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特殊时期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很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审计宣传工作是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理直气壮地抓好审计宣传工作。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轮运业与上海轮船商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外国侵略者强行楔入中国社会,不断扩大对华经济侵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解体而发生发展的。同样,近代中国资产级阶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与上述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走的是一条畸形的、不正常的道路,即:乘外国资本主义对传统封建生产方式的冲击之风,在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冒出头来。因之,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级阶的产生,不仅应该着眼于由洋务派兴办的军用民用企业及个别商人创设的工厂(场),也不能忽视那些在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的由洋商主持的近代工商企业。其中,又必须特别重视那些资本构成实际上是以华资为主的企业。因为在中国,首先采用近代大机器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力量,恰恰是在这些企业中呱呱堕地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华资为主,洋商主持”的上海轮船运输业(简称轮运业,它不包括国外航线的轮运,仅指国内沿海及长江轮运)比作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畸形摇篮,而投资于轮运业的上海华商(简称上海轮船商)正是它的畸形产儿,从本质上看属于中国的早期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