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外资参股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证分析了外资股东参股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及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两者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尤其是当外资来源地相对发达、外资股东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入股动机时,其参股后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外资参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可通过提高引资企业创新意愿、增加引资企业创新资源的内在渠道,有效提升引资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进一步地,从地区环境出发,当地区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地方重要官员无中央任职经历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会越显著;从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出发,当企业层级越低时,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正向调节效果越显著.实证分析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政府充分发挥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不确定与审计师选择——基于省委书记更替的经验证据

考察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更替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拥有合伙人身份和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省委书记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盈余操纵的公司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务所更可能对省级国有企业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第一顺位的签字审计师。     

"脱实向虚"会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吗——基于分析师跟踪的视角

从分析师跟踪行为和预测结果的视角,研究了"脱实向虚"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金融化程度越高,跟踪公司的分析师人数越少,且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也越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增加公司的盈余波动性,从而会影响分析师的跟踪行为和预测质量,即公司金融化越高,越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和提高公司的盈余波动性,从而越会减少分析师跟踪人数和增加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误差和预测分歧度.     

国有股东参股与民营企业扶贫行为

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出发，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是否可以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有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意愿和力度,且国有股东持股比越高，这一效应会越为显著。第二，机制上，国有参股股东可通过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政策性资源（如政府补助、债务资源）的路径，改善民营企业的制度歧视地位。而作为回馈，民营企业会主动承担更多的扶贫义务。第三，当民营企业所在地政府扶贫压力越大或民营企业业绩越差、规模越小、越无政府背景，从而其主动引入国有股东的意愿相对越为强烈时，或者引入国有参股股东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时，国有股东参股提升民营企业扶贫积极性的效果会越为显著。第四，经济后果上，参与扶贫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