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限制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简要理论分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出了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四条对策建议,包括通过设立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协会、建立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来提高中小股东自我保护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建立声誉机制抑制大股东攫取私人收益的冲动,引导大股东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长期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和建立完善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批准制度来加强对控股股东的违规违法决策的监督,从而达到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湖南省金融稳定报告(2013)

2012年,湖南省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回暖。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适度扩张,经营效益持续提升,资产质量整体改善。资本市场运行稳定,证券期货机构创新力度加大,上市公司合并重组进程加快。保险业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市场主体不断丰富,盈利能力日益增强。支付体系稳健规范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限制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简要理论分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出了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四条对策建议,包括通过设立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协会、建立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来提高中小股东自我保护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建立声誉机制抑制大股东攫取私人收益的冲动,引导大股东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长期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和建立完善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批准制度来加强对控股股东的违规违法决策的监督,从而达到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促进中国股票市场效率提高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提高的因素做出分析,从信息完美性与市场效率、市场参与者理性与市场效率、竞争性与市场效率、市场摩擦性与市场效率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获得改善时,资本市场效率将随之提高。本文最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结合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法律法规颁布、投资者教育等重要事件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效率动态演化的过程。     

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一个理论综述

本文概述了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当代学者关于其收益理论的新观点。早期企业理论认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高管人员掌握实际控制权而可以违背股东意志,获取私人收益。现代企业理论通过驳斥＂剩余索取权＂理论,提出控制权私人收益,即控股股东能够单独享有某些收益,该收益并不在所有股东之间按照出资比例分享,是通过对控制权的行使而占有的全部价值之和。此后,本文介绍了控制权收益理论的合理性受到当代学者理论支持,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概念。     

经济部门间风险传导的微观机制与系统性影响——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的研究

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法,分别将企业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作为风险源头考察风险在各部门间的传导路径和机制,并探讨了外部风险冲击对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关联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2009年12月2016年9月湖南省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部门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企业部门利润和银行资产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部门的利润减少会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降低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公共部门收入的下降会迫使居民减少消费支出;而公共部门收入的相关决策更多地表现为外生性,财政收入的调节具有相对较大的空间和弹性.进而提出建议: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来防止居民和企业部门过度投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利润增长,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来降低金融部门风险,以此拉动经济增长井降低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     

汇率改革对湛江水产出口企业影响

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低对地区的外贸出口影响如何,本文选取以水海产品出口为主的滨海城市为案例,深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该地区水海产品出口的影响,提出了增强水海产品出口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承受能力的相关措施,具有现实的意义。     

基于债务通缩理论的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在债务通缩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债务-通货紧缩"循环体系下的五个微观效应,以此来解释我国现实中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并以宏观经济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债务通缩理论能从逻辑上较好地解释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高杠杆、高库存和资产价格下行压力等现象,与我国经济现实紧密贴合。据此,为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我们提出了实施流动性定向管理、弱化顺周期顺趋势效应和建立科学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