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型述评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总是存在一个重要的假设:产品是同质的。但是,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存在差异化产品。如何把差异化产品融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去,是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致力要解决的问题。差异化产品主要分为两类:水平差异化和垂直差异化。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对差异化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型做个梳理。     

外资参与、融资约束与企业生存——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生存问题是企业面临的头等重要大事。本文采用1999-2007年期间新成立的非国有企业样本数据刻画了中国企业的生存时间。数据显示非外资参与企业相对于外资参与企业具有较低的生存率。通过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发现外资参与确实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的失败风险。相比利用外资带来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而言,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消除基于所有制性质的信贷歧视才是真正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切实有效的路径。     

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在提高吗?——来自欧盟HS-6位数进口产品的证据

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利用欧盟进口产品的微观数据探究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较高进口渗透度的原因。通过描述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的结构性特征事实,我们发现1995—2004年间中国相对其他国家进口渗透度的增长主要是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相对数量边际的增长幅度,价格边际的下降幅度却并不显著。我们采用估算相对质量增长率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出口产品的相对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为实现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产品内分工结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关税冲击与中国进口行为

在美国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中国加征反制关税予以还击。本文基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美反制关税的实际效果,即是否抑制美国对华产品输出以及对中国总进口和产业链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对美反制关税精准有力,中国自美进口额和进口数量显著下降;随着关税排除清单的实施,进口下降幅度有所减缓。(2)反制关税的影响总体可控。随着中国不断调低MFN关税税率,对美进口贸易转移至经济规模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总进口以及国内产业链并未受到明显冲击。(3)尽管富有弹性产品、非燃料初级产品及高技术产品对美进口,以及民营企业对美进口均受到一定冲击,但这些产品和企业的总进口并未受到波及,总体外贸形势依然稳中向好。     

城市毗邻效应与出口比较优势

培育出口新优势与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是“十三五”规划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城市群建设为出口新优势的培育提供了可能。本文采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与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城市空间邻近对城市出口比较优势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城市间交互作用对毗邻城市新产品与现有产品出口优势的培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以长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主的东南地区最为显著;且更大程度促进了毗邻城市非优势出口产品与中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培育;空间毗邻是城市间发挥交互作用的必要条件。政府应加快城市群建设步伐,促进邻近城市间知识外溢等交互作用的便利化,推动中国出口新优势培育。     

消费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促进消费升级与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两项重要发展战略。本文采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从需求侧角度探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可显著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估计结果十分稳健。机制分析显示,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激发城市市场主体创新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主要通过扩展边际的路径实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促进中、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出口质量提升,且主要促进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出口质量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高收入地区。政府应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动能,通过消费升级来优化生产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