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模型中的加总偏误与内生性：一种数值模拟方法

理论文献已经证明了细分数据模型的内生性和加总过程产生的内生性是加总偏误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内生性涉及误差项与回归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试图通过实证方法审视这两类内生性对加总偏误的影响变得比较困难,而数值模拟却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法。在数值模拟中,我们通过控制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以及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而对两类内生性因素产生的加总偏误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本文的研究将为加总偏误的内生性解释提供有力证据。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策略与制度安排——来自浙江的经验

通过分析浙江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相关策略与制度安排,剖析来自浙江的有益经验,阐释对我国各地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积极启示与借鉴意义。     

对我国水务市场的发展模式的分析探讨

按照国家的发展目标,我国到2010年城市化率将由目前的30%提高到45%.据推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将增长1000万人,由此将新增大量的水务设施需求.     

自贸区升级协定的贸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东盟的证据

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定的现实背景,本文梳理了升级协定影响域内外贸易的内在机理,并利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贸易层面上,升级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的域内出口,但对域内进口影响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域内出口促进效应对小型、低收入、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以及SITC目录下第4-9类产品影响更为显著。在域外进口效应上,研究发现升级协定使中国的域外进口显著增加,对东盟的域外进口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域外出口的中介变量,中国域内出口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中国域外进口的重要渠道。     

有限理性下的个体决策：一种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延续Shesheinski（2003）的分析思路，通过有限理性的模型化使有限理性下的个体决策重新与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和边际决策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先后分析了有限理性结构下的纯个体决策和集体行动中的个体决策问题。同时，对集体行动中的有限理性和理性决策进行初步的比较与分析。得出了有限理性下的最优决策规模要大于理性决策规模的结论。     

高新技术企业控制权配置:来自杭州的证据

本文通过对杭州高新技术企业中控制权的具体配置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控制权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验证控制权的所谓连续性和状态依存性假设。我们的结论支持连续性假定，但控制权的配置并不与财富状况、企业规模及营运时间显著相关，而只与企业的创始资本来源相关。同时，本文探讨了显著影响相对控制权分布的权力因素，得出新项目选择权、中层管理者的引进和提拔权以及最高管理层控制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资方相对控制权的变化。上述结论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计量模型中的加总偏误与检验方法研究

从加总数据的基本类型出发,依据无偏性条件研究发现非加总数据模型的内生性与加总过程中的内生性是产生加总偏误的根本原因,进而指出了解决内生性的一般性思路。在加总偏误的统计特性检验方面,首先通过构建Wald统计量进行无偏性检验分析,接着通过方差分析得出了方差最小性的条件并对加总模型和非加总数据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加总偏误的本质,进一步推动线性计量模型加总偏误问题的研究。     

计量模型中的加总偏误识别与检验

采用逐步分类加总方法,运用美加与欧盟五国大豆贸易经验数据,依据加总的一般形式对欧盟转基因政策贸易效应研究中的加总偏误问题进行分路径、分步骤的识别与检验,考察加总偏误的存在性及偏误来源,有效诊断加总过程内生性存在的路径与节点。根据有限剔除法将部分内生性因素进行剔除,分析结果显示修正模型中的加总偏误得到显著改善。     

防洪减灾治理中的非工程措施——以瓯江流域为例

通过对瓯江流域洪涝灾害的特征与防洪减灾非工程建设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其管理现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瓯江流域防洪减灾非工程建设应在采取工程措施修建各种水利工程的同时,积极采取非工程措施:加强管理系统、应急预案和防汛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各类防洪预案,加强洪灾风险管理;加速防洪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和完善群众性防洪减灾制度,做好水利法规和防洪减灾的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和防洪意识,发动全社会参与防洪减灾工作,达到管理洪水、利用洪水资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