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平分配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封闭经济中，投资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内生因素，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增长。本文结合我国储蓄不断增长的情况，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解决我国当前民间投资与消费双不足的关键在于收入公平分配，并进而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三分离”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预算编制模式选择研究

本文基于当前财政管理体制"三分离"改革背景,分析了零基预算与增量预算各自的优劣,认为目前被大多数财政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认为是最佳预算模式的零基预算与传统渐近式增量预算一样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因此,零基预算不适宜作为预算改革的目标模式予以推广。混合预算模式是零基预算与增量预算的有机结合,既兼顾了零基预算的理性与效率优势,也继承传统增量预算较强适应性的特征,是"三分离"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理想的预算模式。     

财政投入作为农业制度创新的缓冲条件论析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就实现有效供给而言 ,中国的农业问题还没有解决 ;农业生产的特点及新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 ,说明解决农业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迄今解决农业问题之举措所以受阻 ,根源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农业制度。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 ,本文认为 ,只有财政才能承担起农业制度创新的成本 ,才能促成我国传统农业制度向市场经济下农业制度的变迁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     

从中西税收理念和制度的差异谈我国个税的完善

税收理念与税制设计是否相适应决定了某一税收体系是否会有效运行。本文从分析中西税收理念的差别入手，揭示了中西个人所得税设计上的异同；进而论证了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如何培养公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理念和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体系，使之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的次优改进效应

政府通常利用政策组合实现环境治理目标,许多文献研究了这种实践的次优改进特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管制政策与税收政策组合的次优改进及其实现方法,结果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产生较大边际外部成本的行为予以管制,则税收政策与管制政策的组合比单独使用某个政策更具效率,此时,税率为边际社会成本的加权平均,管制通过边际社会成本和权重来影响税率的设定,进而实现税收与管制政策的协同。理论模型的启示是：合理使用政策组合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环境治理目标。对此,基于浙江省“五水共治”的治污实践,运用该省化纤行业的数据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财政政策: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2004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财政政策时间一致性的关注,遵守规则的政策主张似乎又一次回归主流。通过比较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的变迁以及通过分析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不同的理论假设,我认为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必须两者兼顾。我国现行的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恰恰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拍卖"与选择的动态均衡--谈公共财政运行

本文运用博弈论基本知识分析了在政府这个“市场”上，其代理人的“拍卖”行为与民众的选择行为是如何达成均衡的，进而说明了在这种均衡中的淘汰与约束机制，最后得出公共财政得以健康运行的保障是这种治权民授的政治机制。     

财产税、城市扩张与住房价格:基于12个城市面板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一般均衡理论研究了财产税、城市扩张与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财产税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这涉及到消费者偏好、政府支出行为、城市扩张模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以及政府对住房市场的介入方式等诸多因素。简单地讲财产税能够降低或推高房价都可能是草率的。土地政府垄断下的转租制度不是高房价的必然推手,政府转租土地推高房价的现实是住房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当然,如果住房市场存在投机行为,那么财产税、土地租金对住房价格影响的上述结论则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针对理论研究结论,本文调研了我国12个重点城市的相关数据,并运用2SLS进行了经验分析。     

国库管理应体现权力制衡原则

此次的审议稿在职权划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以及预算监督等方面过于突出了财政部门的作用,相对忽略了包括央行在内的相关部门的作用2012年7月6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并面向社会征集意见。     

公共财政形成与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liapnuov定理和Chebyshev不等式阐明了公共需要的存在性与显化问题;运用博弈论基本知识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一个两阶段非合作策略性博弈模型,说明了公共财政是建立在政府代理人与市场主体博弈均衡结果基础之上的,而现实中的不均衡是博弈双方理性的利益趋向的必然结果;没有恒善或恒恶的政府行为人或市场主体,博弈的结果产生了对政府代理人的激励与淘汰机制以及对市场主体的约束机制.这种治权民授、相互约束的制度框架奠定了公共财政形成的社会基础,而公共财政正是在这种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博弈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