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过程中农户分化的考察分析与政策启示

识别农户分化的模式与特征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关键。本文引入机器学习聚类分析方法,对CLDS2016年133村3467个农户样本进行聚类,探究我国农户分化状况,以克服农户分化标准选取的主观性及小样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差。研究发现,样本期我国农户分化为不依赖农业生产经营,在家庭人口特征、生活条件、收入和消费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整体小康群体”和以农为生、在其他方面处于劣势的“相对弱势群体”两个群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整体小康群体占主导的“发达村”与相对弱势群体占主导的“欠发达村”之间的显著差异,主要在收入与产业两个方面,进而影响社区人口流动及基础设施条件。此外,在整体小康群体内部呈现出由优势阶层、中坚阶层、力农阶层构成的“橄榄型”阶层分化,而相对弱势群体内部呈现出由工薪阶层、中间阶层、贫农阶层构成的“金字塔型”阶层分化。以家庭人均年收入衡量,样本期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严重。应从发展农村三次产业、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等方面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地权的阶级属性与农地“三权分置”:一个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

农地集体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中国革命实践成功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深刻反映了地权阶级属性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70年来地权经过多重改革,集体所有制始终未被动摇;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集体所有权衍生出了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承继了集体所有制建立以来地权变迁的方向,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实质上是集体、承包农户、经营者共享地权,既实现了地权阶级属性、土地财产属性与生产要素属性的三重属性融合,又维护了地权意识形态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效率功能的三重功能协调,有利于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是集体成员权优先还是私人财产权优先？——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观察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质上具有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要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应坚持集体成员权优先的原则。对部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的考察发现,一些地方在股权时限上进行静态管理、允许内部无限制的股份转让和赠予以及未限制非集体成员继承股份,实际上偏离了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偏向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私人财产权优先逻辑,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演变成为私有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认识不足。应以户籍和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界定农村集体成员,基于农村集体成员的动态性实行集体成员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的动态管理;坚持股份转让的社区性和内部转让的限制性,非集体成员可继承的只能是股份内部转让或集体赎回后的变现收益,并对单个成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     

承包地调整、农地不平等与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研究目的：从农地不平等的视角探究承包地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考虑土地租入与家庭劳动力投入变动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使用OLS、参数与非参数匹配方法、分位数回归、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等对CLDS 2014、CLDS 2016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无论计算方式是否经过调整,全国层面承包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5,农地不平等状况比较严重。以“农户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承包地调整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且对低收入组农户的促进效应更大。承包地调整通过降低农地不平等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比约为37%。就农地不平等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言,土地租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作用有限,家庭务农劳动投入的增加将进一步加剧该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合适的承包地调整与分配状态,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农地相对均等的配置和可预期的调整来提高效率。“适当的”承包地调整具有效率功能,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更为审慎地看待承包地调整制度存续的合理性,设计更为合理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