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实践探析

汇率调控的功能在于优化国际收支状况,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但由于得不到均衡汇率水平的完备信息,中央银行对汇率的调控变得非常低效,汇率的变动非常被动。文章试图从国际贸易收支可持续的角度,利用马歇尔-勒纳条件,确定汇率变动的正确方向和经济可承受的变动幅度,进而为我国的汇率调控提供一种积极、有效的调控机制。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从需求和供给两层面分析我国1978—2008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政府举债能力影响下,就业规模增长,大量富余人员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正向驱动因素,而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间呈显著负向关系。我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在长期内要以就业增长为基础。     

基于产业结构差异的财政支出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运用中国省级1997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在预算约束面影响下考察了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从而对于各类财政支出的消化程度是不同的,在第二产业为主的年份里,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年份里,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因此,我国财政支出的调整应考虑各地区经济结构差异的现实。     

化解财政中的潜在风险——投资建厂

本篇就当前的财政潜在风险这一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通过对政府投资的研究,得出了政府继续扩大投资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正确道路。     

人民币升值与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本币币值较低时,企业偏好于扩大市场份额而非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本币升值,技术含量低且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的行业中,企业倾向于由开拓市场转向过程研发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利润率;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均较高的行业中,企业侧重产品研发以应对升值。本币升值幅度较大、行业内竞争比较激烈时,出口企业会放弃研发活动维持现状,或采取非技术手段压缩成本、拓展市场。因此,建议人民币适度升值以促进出口企业提高研发活动质量。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从需求和供给两层面分析我国1978年~2008年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政府举债能力影响下,就业规模增长,大量富余人员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正向驱动因素,而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间呈显著负向关系。我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在长期内要以就业增长为基础。     

汇率政策与“蓝领经济”增长的耦合效应

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目标之一在于通过改变国内外资源的相对价格,促进对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会越来越受制于利用富裕资源进行生产部门的凸性生产函数,进而使得汇率政策的作用下降。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审慎考虑自己的汇率政策,依据国民经济的不同发展状态和生产函数的具体特征而重新估计汇率政策的作用和代价"(郑祖玄,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