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中介目标的国际比较*——基于DAG SVAR模型

学术界围绕最优货币中介目标的选择,在利率、简单加总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之间争论不休。本文基于DAG SVAR模型,分别对美国、欧元区、英国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R、简单加总货币量M2、迪维西亚货币量D2对物价P、产出Y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发现,在美国,M2对Y的影响最大,R对P的影响最大;在欧元区,D2对Y的影响最大,M2对P的影响最大;在英国,M2对Y和P的影响都最大。总的来说,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美国、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欧元区的最优中介目标是迪维西亚货币量;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则美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利率,欧元区、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或者不同的货币最终目标,最优中介目标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利率普遍优于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普遍优于简单加总货币量”学术共识的反向补充。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基于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广泛关注,催生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缺乏理论模型研究,而实证研究集中在银行、贷款等微观层面,极个别考虑了银行业宏观层面,但缺乏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分析.本文构建的资产组合理论框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两种途径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逐步回归和可变系数回归等实证分析,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存在,并测出了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结构性差异.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金融资本结构理论的视角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金融危机后被提出,相关研究对分析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关系有重要意义。但绝大部分文献缺乏理论模型研究,实证检验集中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公司金融中的资本结构理论重新构建了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模型,证明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同时,将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作为宏观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用回归分析和VAR分析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几乎不存在,且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均具有结构异质性。     

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动态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收入不平等角度揭示上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家庭部门去杠杆在短期内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增长逐渐表现出促进效应;第二,家庭部门去杠杆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消费增长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三,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会放大家庭部门去杠杆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普惠金融究竟如何影响居民生活?——来自我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力举措。当前,普惠金融研究聚焦在银行业与居民收入,未将非银金融业与居民消费纳入考虑;此外,将普惠金融指标的波动性作为权重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缺乏经济学含义。本文首次根据各省份五项金融业全口径普惠发展指标,基于经济的相关性设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构建省际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均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的大小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因而,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刺激作用大于农村居民。鉴此,本文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重心应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寻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组合模式对于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意义重大。本文在DSGE模型中同时纳入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民营和国营企业。按照货币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是考虑各自最小化还是合并最小化三类标准,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模式分为8类,探讨每类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最优政策组合模式为:货币政策规则主管经济稳定变量、兼顾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主管金融稳定变量,兼顾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追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之和最小化。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变动的理性预期效应——基于MS-DSGE模型

从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取向组合的变迁规律,得出2008—2017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种取向组合的样本区间,且可用经济主体预期的马尔科夫过程刻画。将符合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政策规则植入含政府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用Maih(2015)开发的RISE软件对MS-DSGE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求解,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剥离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发现经济主体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冲击、通胀目标冲击和自然利率冲击的效果。因此,政策当局应及时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做出承诺或有效沟通,在预期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精准调控。     

经济结构调整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然而,以往关于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规则的研究,大部分考虑的是政策指标对经济总量指标做出的反应,忽视了政策指标是否会对经济结构指标做出反应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部分时变参数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识别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三大需求结构的时变反应;采用部分时变参数财政政策反应函数识别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三大需求结构的时变反应。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对经济结构变化做出反应,且反应系数大多具有较强的时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