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与农村贫困的关系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全国31个省市2007年—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资源禀赋对不同地区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禀赋与农村贫困呈现正向关系,在全国均出现"资源诅咒"现象;劳动力禀赋在东部地区具有积极地减贫作用;技术禀赋在全国和三大地带均具有减贫作用,制度与资本和技术的交互作用对贫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建议,应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充分重视技术的作用,大力提升制度质量,利用良好的制度抑制"资源诅咒"现象。     

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及其补偿

对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我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这样一种判断上，显然是极其片面的。实际上，肯定我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并不排斥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内，由于种种原因，某些社会阶层和成员的利益因改革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更不排斥人们获取的改革利益有多寡之别。所以，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出现两个基本的社会群体，即从改革中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和从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社会群体。这两个社会群体可以理解为改革的相对受益者和相对受损者。     

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对受损者的补偿

改革的过程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过程,不同社会附层和成员从改革中获取的利益必然有损益之分和大小之别。为了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对改革受损者进行一些补偿。中国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对受损者进行的补偿存在着某些错位,这是改革在目前面临重重困难的主要原因所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悖论”及其破解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社内部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日趋凸显的利益冲突,严重阻碍了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文章通过构建利益博弈模型,对合作社内部成员的行为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探讨了各方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策略选择,提出了发挥政府的有效干预、构建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等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能力建设的制度缺口与制度创新——基于主体功能视角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其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加快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提升区域发展能力为主线。但西部地区相对显著的限制乃至禁止开发的功能性要求,对于提升其区域发展能力客观上构成刚性限制。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的相关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功能性缺口。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重新校正西部区域开发的基本方向,重新思考区域开发的次序与强度,重新探索区域开发的差异化模式。     

重新审视“渐进式改革”

在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已经开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深、更广阔的方面,涉及到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领域等等,进入全面、整体推进阶段”;4月1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制定了本年度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5天之后,4月23日,停开若干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浦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全国综合改革的首个试点,标志着国家综合改革序幕拉开,体制创新全面推进。7月12日,“中国高层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论坛所做的《新的攻坚阶段的改革任务》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攻坚阶段主要推进六方面的改革要点:一是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四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五是深化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六是继续扩大开放。政府改革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攻坚阶段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改革在经历了25年的迂回曲折之后,逐步开始接近改革的内核,继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历史进程之后,改革战鼓再度隆隆擂起。那么,改革攻坚阶段的改革方法、思路是否也应该有所改革?本期专题策划的一组文章中,专家们各抒己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文章中的措辞和举例可能略显粗砺,但并无冒犯某个部门或个人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