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加快垂直专业化进程吗？

借助《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基本流量表和中国报告给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三位数数据，考察15个代表性制造业部门加入WTO前后垂直专业化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加入WTO前后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加入WTO之后，尽管在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下，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借助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初步的发展，但主要局限在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经济规模与增长效率差异收敛性研究

借助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增长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考察中国区域经济规模对增长效率差距收敛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增长效率存在β收敛，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呈现出区域增长效率收敛特征，而西部区域增长效率变化趋势是发散的。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差异会随经济规模差异缩小而呈现发散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也表现为发散趋势，而西部地区会随着经济规模差距的缩小而呈现收敛特征。西部地区应实施局部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寻找自身优势和突破，避免落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更有利于增长效率提升和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应通过整体的区域和产业政策配合，加快打破区域联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和生产效率提升     

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

<正>在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新征程。当前,我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正面临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而提出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中的堵点,是事关全局的深层次变革(黄群慧,2021)。     

我国食品价格波动属性及平抑机制选择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食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及其外部影响,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1996—2010年我国食品价格季度数据的属性特征。研究发现,除了个别年份出现异常凸点外,从较长时期来看我国食品价格总体上沿着确定的均衡增长路径平稳运行;我国食品价格本身具有微调功能,这意味着市场对食品价格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而且效果明显。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充分利用市场对食品价格的调节作用,当市场力量不足以平抚外在冲击对食品价格所产生的突变时要综合考虑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1952-2013:加速或减缓

本文通过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和加速需要满足的条件,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经过阶段性加速增长之后,加速过程在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并且发达和沿海省区的增长趋于稳态;第二,中西部省区继续表现出持续的加速过程,中西部的增长潜力将是引致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第三,基于国际增长经验和当前中国增长态势判断来看,中国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我国食品价格波动冲击路径的随机因素分析

笔者在分析中国食品价格波动属性的基础上,具体研究随机因素对我国食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和冲击路径.研究表明,国内自然灾害事件对食品价格波动不但具有显著的直接冲击效应,而且具有显著的间接冲击效应;国外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事件对食品价格波动不具有直接冲击效应,但经济危机事件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和价格水平间接冲击食品价格,且影响显著.     

交通规模扩张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基于人力资本匹配的视角

传统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之所以具有稳定增长动力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具有的区域外部性,通过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除此之外,本文理论研究还认为: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加速信息、知识、教育、思想和创意等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属性的新增要素积累和扩散,提高这些新增要素的生产效率,从而可以直接推动整个社会创新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了人力资本外溢渠道,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引致高人力资本进入研发部门,实现人力资本在部门间适宜匹配.因此,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具有稳增长动力,可以使经济体避免落入“低均衡陷阱”,最终实现向“高稳态均衡”处收敛.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检验印证了理论部分的结论,随后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 1960-2012年*

当一个国家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的加速增长,将无法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结果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本文通过构建用于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时间点约束条件,通过对中国1960-2012年数据进行筛选,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减缓点和增长加速点,并且借助于Probit模型,从结构性因素、社会与环境因素、官员腐败因素三个方面实证考察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人才为何流向公共部门——减速期经济稳增长困境及人力资本错配含义

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但低效率的公共部门在减速过程中仍可以很好地生存,减速后果由生产性部门来消化,这将使人力资本进一步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导致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造成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本文理论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部门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借助OECD国家和中国例证也发现,如果公共部门人力资本配置偏离这个最优比例,将导致经济稳增长受阻。此外,相比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强度较大,而生产性等市场化部门人力资本强度相对较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大量优秀人才配置到非市场的公共部门而非生产性部门,会给中国经济稳增长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改变不利于经济减速时期能有效淘汰非效率部门的制度结构,引致人力资本进一步向生产性部门集中,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最大限度释放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