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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奇  邹壮  叶宁  刘芦萌 《商》2014,(49):51-52
经济学中,将老龄化进程产生的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描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如何延长人口红利期、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中国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为有效揭示中国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之间的作用方式,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在老年人抚养比和储蓄率基础上,增加了人均GDP变量,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建立最优阶数为一阶的三变量滞后面板向量自回归数据模型( PVAR) ,对中国30个省级单位从1983—2012年的储蓄率与老年人抚养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后,确定了三变量(储蓄率,老年人抚养比和人均GDP变量)的数据平稳性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在对数据进行Helmet消除地区间的固定效应后,经过系统GMM方法对PVAR模型的系数进行估计,估计系数显著。最后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之间脉冲响应来观察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果表明:储蓄率与老年人抚养比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老年人抚养比对于储蓄率的正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且积累效应显著。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为应对老年时期可能发生的个人财务危机而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间增加资产累积,这种累积持续时间较长。这与人口结构的第二次红利结论吻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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