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无家

多有论者指出,中华自汉唐之后少有尚武精神,总是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刻,每个人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居安而不思危,忘记以武止戈的朴素哲理,用这个原因来慨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大抵不算是错。但河南农民老旦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日本人入侵中国,他是被国军拉了壮丁才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从抗日战争、内战到朝鲜战争,他对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理解贯穿始终:早点打完仗,回老家好好跟翠儿过日子。     

为什么我们关心北大教改

这场由好的行政权威发起并赋予合法性的改革——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质疑北大校方的道德意愿,能否建立一个保障自由、民主、人人得以遵守和有创造性的制度?     

没有英雄,只有职业

《时代》周刊选择三个告密者作为年度人物,说明尽职尽责比做英雄更残酷,也更需要勇气     

谁为被拆迁者自焚负责

面孔的变化固然可以缓解某些激烈的情绪,却根本不能解决在很多城市都发生着的这种政府、地产商和民众三者间的利益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却在南京市邓府巷等地方赤裸裸地发生了     

消费难成新马车

消费已无太大潜力可挖，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支撑起来的增长又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很可能面对这样的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高歌猛进要结束了     

当制度性腐败成为挡箭牌

没有合理的途径,人人都会寻求不合理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平衡。当腐败的直接参与者也习惯于把责任推诿到没有人格的体制二字头上,就等于放弃了哪怕最微小的改善努力     

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为什么每当我们中国遭遇危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这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但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为什么多难可以兴邦?这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心之向背为向背、撒手让民众最大程度发挥力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全球化明天的牺牲品

尽管很多人喜欢谈论国际贸易的双赢,然而,双赢的理想主义即使不会让位于独赢的现实主义,至少也要以争取独赢为基础     

为什么是纪委查出了陈良宇

人事掌握地方官员上龙门之笏,纪检则手持党政大员下牢狱之剑。这一笏一剑,是中央政府针对非中心化运作的地方行政部门进行控制的法门。我们最终要法治不要人治,但现在却可能不得不通过一种行政权威去建立制度权威     

中国欢迎什么样的外商投资

低质量的FDI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中国有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工人、越来越自信的工程师和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以及越来越强大的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如果想在这个世界级的大基地和大市场继续获得他们的利润,就必须拿出些真功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