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

在大工业出现以前,木材是建造房屋和制作车船、工具乃至家具所使用的基本材料,在人民生产、生活中作用十分重要,以致有的西方经济史学家把大工业以前的时代称为“木材时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对明清江南的木材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当然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

斯波义信先生是我们熟知的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也是当代国际中国经济史坛上最有影响的名家之一。二十二年前,当时年仅三十八岁的斯波义信先生推出了其首部专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不仅震动了日本汉学界,而且也震动了国际汉学界。因此非但在日本得以再版(1978年),而且在初版问世两年后,就经著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手译为英文并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刊行。这部著作是当时国际汉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直至今日也仍为宋代经济史的一部经典之作。但是对于其作者来说,该书的面世还只是一个光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国内外的中国农业史与中国经济史专家,通常把宋代视为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发展取得划时代的进步、甚至出现“革命”的时代。但实际上,宋代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在唐代即已取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     

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四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农民的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的,因而农民家庭的小生产构成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即取决于农民家庭生产能力的状况及其变化。因此,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农民家庭的生产能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该时期该地区封建经济(特别是封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水平,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

本文是作者“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之三,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二,一是农民经营规模的变化,二是亩产量的变化。作者认为：自南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户均耕地面积有明显的减少。这个减少,主要是因为农民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农民耕作方式的变化,而非所谓的“人口压力”的增强所致。在经营规模缩小的同时,单位耕地的产量则有明显的提高。若以相同的衡制计,自宋末至明初,江南稻田的平均亩产量提高了60％以上。这种“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王祯语）的经营方式,开创了江南农业经营史的新时代。     

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地说,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很紧密。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在经济上的孤立性日渐削弱,相互依赖性日渐加强,从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大地受外地的经济发展的制约。明清时期,江南与江南以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明显的加强。这是明清经济史上一个引入瞩目的重要现象,早已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重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个动态的和历史的考察,然后进一步分析其对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

<正> 一、前言 农业生产是人类努力与自然环境共同结合的产物,而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主要又由气候与土地组成。因此气候(即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的“天”或“天时”、“天道”)、土地(即“地”或“地利”、“地道”)与人类努力(即“人”或“人和”、“人事”、“人道”),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三大基本要素。     

理解“农民中国”

对于中国农民的研究,仍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核心李丹(Daniel Little)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其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许多专题,主要著作包括《科学马克思》(1986)、《理解农民中国》(1989)、《论经济模式的真实性》(1995)、《贫与富的悖论:描绘全球发展的伦理困境》(2003)等。     

“危机中的美国”三部曲

李丹（Daniel Little）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其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许多专题，主要著作包括《科学马克思》（1986）、《理解农民中国》（1989）、《论经济模式的真实性》（1995）、《贫与富的悖论：描绘全球发展的伦理困境》（2003）等。     

“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商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

“人耕十亩”是明清人对当时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的一个大概估计。本文通过对明清江南耕地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宏观分析和对近代江南农户耕田数量的考察。指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确实存在于明清江南；但在时空分布上却很不均衡。只是到了清代，它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通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而过去所强调的人地比例的变化，相比之下反而是次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