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带动易地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来自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的证据

易地搬迁迁出区耕地的良性处置,既是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更是预防化解脱贫户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四川和贵州两省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搬迁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Probit模型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带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研究发现,新型主体带动显著提升搬迁户维持耕种的概率,遏制搬迁后耕地撂荒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主体带动对安置距离较近的搬迁户有偿转出耕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较远的搬迁户维持耕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新型主体通过提高感知收益、改善技术服务和市场进入条件,以及替代稀缺劳动力助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旦新型主体带动中断,搬迁户倾向于放弃耕种,增加耕地无偿转出。本文建议支持“中坚农民”带头发展合作社;引导良好发展预期,支持新型主体以服务带动搬迁户;创新流转返聘和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建立新型主体联农带农动态监测机制。     

信息化环境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与监督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也开始迈向信息化发展方向。行政事业单位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内部管理创新,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可以进一步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发展。要仔细分析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才能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森林碳汇项目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来自四川省5 225个建档立卡户的实证证据

目的 实现欠发达地区农户稳定增收是“后小康”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从微观农户视角评估森林碳汇扶贫项目的增收效应,对于检验项目开发减贫成效、进一步优化项目实施方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2020年四川省4个森林碳汇项目试点县5 225个建档立卡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厘清森林碳汇项目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1）森林碳汇项目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2）相比建档立卡贫困户,森林碳汇项目对建档立卡脱贫户的增收效应更大,且主要来源于森林抚育环节;（3）森林碳汇项目主要通过林地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种作用机制直接或间接降低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而影响其家庭经济收入,但此机制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脱贫户中存在差异。结论 建档立卡脱贫户在森林碳汇项目中,除了能获取碳汇转移性收入,还可凭借劳动禀赋优势获得工资性收入以期弥补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损失,进而增加家庭收入;而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缺乏劳动能力和农业依赖性强,参与森林碳汇项目难以弥补收入损失,最终导致福利受损。这表明后脱贫阶段,森林碳汇项目能够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脱贫户实现稳定增收,充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工具。     

中国森林碳汇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政策建议

结合福利效应理论,采用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方法,在探析国内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整体现状及其典型特征的基础上,揭示我国森林碳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表明,我国森林碳汇项目开发以造林为主、森林经营为辅,华中和西南地区是我国森林碳汇项目实施的重点区域,项目周期以中短期为主,项目开发增速有所放缓。当前我国森林碳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项目开发进展缓慢且份额占比不高、项目实施成效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项目非碳效应评估监测机制不完善、项目设计层面人地差异性体现不足。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森林碳汇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深入发展森林碳汇提供现实依据,为我国森林碳汇政策创新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