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决议效力规则的立法构造及其适用

决议纠纷是合作社治理纠纷的主要类型,其裁判关键是明确决议效力规则。新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此存在明显疏漏,司法实践亦缺乏裁判依据,亟需构造决议效力规则。我国应当采取效力瑕疵形态的"三分法"模式,并根据相应的构成要件明确具体适用情形。进而,可以从形成规则、瑕疵规则、拘束力规则和救济规则等方面出台司法解释或通过合作社章程明确有关决议效力规则;法院按照正当性、必要性和实效性的标准采取有限干预原则,并运用社员权利平等规则、意思表示真实规则、正当程序规则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规则具体认定合作社决议的效力。     

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经营责任追究的三维机制

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性决定其董事经营责任的重要性。当前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经营责任的追究,主要适用以内部处罚为主导的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罚轻赔的固有缺陷导致其悖反了保护国有资产的制度初衷,因而,必须从内部监管、出资人和社会监督三个维度追究董事经营责任,构建立体的责任体系以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制订《农村反贫困法》,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     

我国合作经济组织法律支持体系检讨

合作经济组织是自助自治的经济组织体,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合作经济组织法律支持体系总体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本身都有一些不足:立法严重滞后、法律体系单薄、缺乏规范性等。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加强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以及完善相关配套法规。     

我国农村低保的地方样态及其经验——以80个地方立法主体为样本

全国统一立法的缺失使农村低保事实上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这种“地方性知识”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非均衡性。该文通过梳理80个地方立法主体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农村低保的制度化率较高但法制化率极低,且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严重迟滞于城市低保。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比较看,农村低保的发展模式、低保对象、低保标准、低保资金、家庭收入核算等具体要素,各地既有共性又各有特性。我国应当吸收各地的共性做法和有益的制度经验,合理分配立法权以实现央地之间的法律互动,加快立法进程,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低保法律体系。     

论《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与完善——基于社会救助权的法理分析

社会救助权自身具有的法理基础,是指导社会救助立法的一般原理。公民享有社会救助权和国家承担社会救助的法定责任,必须贯彻与社会救助立法的始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权利实现的路径验证了这一特征。通过对法理分析的运用,对《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若干条款的完善提出了修改意见。     

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经营责任追究的三维机制

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性决定其董事经营责任的重要性。当前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经营责任的追究,主要适用以内部处罚为主导的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罚轻赔的固有缺陷导致其悖反了保护国有资产的制度初衷,因而,必须从内部监管、出资人和社会监督三个维度追究董事经营责任,构建立体的责任体系以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试论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的构建

合作社的持续、规范发展需要体系化的法律支持。合作社法律支持体系以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和改善合作社的经营环境为法律目的，在分层次、有重点、法律与政策结合的原则指导下，以合作社法为基础、以各项支持性法律法规为支撑。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该文认为必须制订《农村反贫困法》,而且要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该文认为必须制订《农村反贫困法》,而且要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