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应积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在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避免冒险政策。在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仍须把握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坚持一种战略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大战略观。战略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尽管战略现实主义遵循着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但它并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要求明智地使用权力,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外交哲学意义出发,战略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在21世纪基本取向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     

努力提高我国集装箱铁水联运发展水平

一年来集装箱铁水联运工作回顾一是通力协作,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5月10日,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签署《共同推进铁水联运发展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的框架下,两部高度重视集装箱铁水联运推进工作的落实,共同签发了《关于开展集装箱铁水     

中国南海安全的战略思考

文章从"海洋观和安全观"、"地位和作用"、"海洋强国和南海强国"、"战略统筹"、"中国南海战略"、"立法"、"维权博弈"、"挑战和机遇"等八个方面,对中国南海安全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一些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确保中国南海安全的新思考、新思路、新观念、新观点。研究认为,中国南海安全态势日趋紧张、复杂多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运筹中国南海安全,需要从建设南海强国的角度来统筹中国南海安全。文章建议,将中国南海作为维护中国国家海洋主权和安全的实验区和示范区。     

合作共赢创新发展

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见证亚欧物流正在引导经济布局.中欧班列强劲增长,2016年完成1702列,增长109%,今年仍然翻倍增长.中外运主导开通8个城市的中亚、中欧班列线路17条,班列数量占比23%.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是中亚过境最佳中转地,承担中亚地区50%以上的过境货物.海陆联运枢纽正在集聚亚欧产业!中白工业和物流园建设顺利,意向进入的大客户明显增加.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上合组织物流园建设全面展开.我们看好连云港的优势,一直是我们的物流战略要地,今明两年再投资10亿元,重点建设上合一流物流项目、高端化工物流项目,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应用,打造智慧物流链.     

新时期印度的海洋安全认知逻辑与海洋安全战略

印度作为印度洋沿岸大国和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历史、地理、发展和权势四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塑了具有印度特质的海洋安全认知逻辑。它们与新时期印度崛起进程中的海洋关切一道,利用整体上较为有利的战略机遇,催生出了以控海和拒海为核心信条的新的海洋安全战略,其目的在于通过海军力量和非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积极主动地塑造印度洋区域事态,来保护印度巨大而多样的海洋利益,进而为印度的崛起和世界大国地位追求服务。但鉴于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明显地超越了当今印度实有的战略能力,其有关主动塑造印度洋事态、进而掌控印度洋的战略目标,还只能是一种愿景。     

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

在大战略缔造中,地缘与文化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促使大战略不断演进和更新的内在动力。就日本而言,这种地缘与文化之间的折冲,使得其大战略缔造呈现出一种周期循环的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三种不同的地缘属性(中等强国的实力身份、海洋国家对大陆的疑惧与诱惑、外新月形地带岛国体系角色的困惑)与日本精神结构三大特质(对环境的依赖、趋向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及"自卑-自大"的不断转化)的交互作用。冷战后,日本向"普通国家"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贸易国家"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意味着对日本大战略进行新的一轮调整与转向,这除了地缘政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外,也是在日本文化的作用下,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中,地缘与文化因素再次协调并相互结合起来。     

英国学派的战争哲学:格老秀斯式的理论解读

主要基于格老秀斯的国际社会思想、正义战争学说和国际干涉理论,英国学派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解释,其核心思想是:战争行为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它涉及一系列对确定国际社会基本原则和规范至关紧要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为此,英国学派主张把战争行为视为国际社会的一种社会行为,通过强调国际社会的自卫权、强制权以及国际秩序正当变更的需要,以助成这样一种共同观念:仅当为了促进国际社会的利益才可合法地使用武力;在认可战争有其合理性的同时,坚决主张对战争与冲突施加规范性约束,使之既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法理要求,又符合国际社会基本道义需要;对国际干涉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施加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干涉只能是不干涉的一个例外,并要有助于实现个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