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四小”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和经验教训的再认识

在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亚洲“四小”因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亚洲“四小”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有个正确分析和恰当评估。一、外部因素: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资本的支持亚洲“四小”经济起飞大都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战后世界经济相对高涨繁荣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出现了以计算机、半导体技术、核能应用、空间宇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大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由50年代5%左右上升到60年代6%,世界经济的高涨繁荣,带动了世界市场容量的相应扩大,国际市场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迅速增加。50年代世界贸易总额平均年增长率高达7%,60年代及70年代初进一步达8%以上;20年间世界进口总额扩大了5倍多,达到了3285亿美元。     

发挥上海郊区链接作用 促进长三角地区共同发展

地缘竞争已严重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共同发展，消除地缘竞争的负面影响是上海郊区和江浙周边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上海郊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创新发展路径，大力推进区域分工，充分发挥其链接作用，促进长三角地区共同发展。     

沿海开发：机遇、约束与切入思路

沿海经济带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龙头，沿海开发已逐步由东向西推进．这是沿海对外扩大开放的必然，它需要中西部地带提供更多的支援来参与到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去。[编者按]     

江苏“富民”重任在肩——苏沪浙粤闽鲁比较

2000年，江苏的GDP在苏沪浙粤闽鲁六省市中居第2位，仅次于广东，人均GDP居第4位，排在上海、浙江、福建之后；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均居第5位，低于上海、广东、浙江、福建，仅略高于山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第4位，低于上海、广东、浙江。从绝对值看，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的58%、广东的70%、浙江的7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及上海的64%、浙江的85%。     

透过非典冲击看江苏经济

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今年一季度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GDP增长达到了9.%，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记录。如果没有意外冲击，预计今年获国经济增长将在85％以上，而我省经济则可达13.0％左右然而，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给蓬勃向上的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场“倒春寒”。     

江苏城市化水平再评估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强相关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均收入超过500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超过700美元时，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工业中雇佣的劳动力超过初级生产部门”。钱纳里是以1964年美元计算的，与目前美元缺乏可比性。为此，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进行了重新测算：1997年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中，城市化水平为40－49％的有14个，人均GDP约990美元，而江苏1997年人均GDP为人民币9344元，折合1125元美元，但城市化水平还不到30％；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上、13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共9个，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4％，其中1100－1200美元的国家共4个，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1％。这表明，与国际典型状况相比，江苏城市化水平大约低20个百分点（参见表1）。     

区域现代化和区域制度变迁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以区域分步实现为基本特征的，因此，区域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研究的重点。研究区域现代化既要借鉴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又必须开拓创新。“历史和近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仅仅是搞好经济和技术的投入。发展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投入的规则和习惯——有关。”     

推进江苏经济国际化的策略思考

经济国际化作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实施1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江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但是，江苏的经济国际化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表现为(1)区域的局部性，主要是在苏南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2)领域的有限性，     

看浙江而后知不足

近几年来，江苏民营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已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