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国际货币改革与中国的选择

文章认为国家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国际货币制度不均衡的关键原因是国家的经济价值。作为公共产品,由集体行动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制度由于搭便车和外部性产生滞后效应。在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国际货币体系中,由单个国家（中国）或自愿合作的国家集团（欧盟或亚洲货币区）所主导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一种有效的边际改革,将会带来由美元主导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到多元的稳定的国家货币体系。由于中国的国家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该内外兼修,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联盟的“锚”货币。     

困境中酿造出的甜蜜——安徽天新蜂产品有限公司不畏艰难求发展

<正> 1997年,安徽天新蜂产品有限公司在“提高质量,扩大出口,苦练内功,强化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全体职工努力拼搏,完成工业产值1982.5万元,销售收入1489.7万元,实现利税76.8万元,经受住了国际蜂蜜市场动荡,国内经济环境相对趋紧的考验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

为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长短期投资错配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和创新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公司特质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且上述结果主要受到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驱动。在机制分析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非金融企业增加配置金融资产，但减弱其股东价值导向；同时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有显著负向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当前稳预期、重实体与促创新的政策措施应当采用系统性的思维考察，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动态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金融化

为增进对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缘起的理解，本文利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多个角度使用多个指标衡量国家金融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使得企业和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化，还对国家金融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原因之一。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主要是为规避发达国家溢出的或者国内经济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发达国家并非如此，而是为攫取其他经济体的利润。第三，国家治理能力会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并且国家治理能力主要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深化来减轻全球经济金融化，而不是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影响的渠道。在经过使用工具变量，主成分分析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实证结果仍保持一致。本文研究表明，我们需要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并要有意识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水平以抑制全球经济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