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推型预期公式的检验与评价

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需要预测,其中的一个方法是运用外推型预期公式。由于外推型预期公式有 其自身特点和规律,即趋势值的选择是影响预测效果的一个主要变量,因此使用该公式进行经济预测时, 短期预测应选择较小的趋势值,长期预测应选取中间的趋势值。     

关于货币流通及货币必要量的计量——与林继肯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今年第8期发表的林继肯同志《货币需要量预测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林文)对如何计算我国货币必要量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然而,文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似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一、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范围林文在论及货币流通量的概念时指出:“市场货币流通量是流通中实际存在的货币数量,在我国就是流通中人民币的总和”,并且强调“生产资料中除了一部分农业生产资料使用现金外,一般是通过银行转帐结算的,不直接决定货币需要量的多少”。显然,这里所说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只包括流通中观金,而排除了大量以银行存款表现的非现金货币量。     

我国自然人移动现状、问题与对策

自然人移动作为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之一，又被称为自然人流动、自然人存在等。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的规定，它指的是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以自然人存在的形式提供服务。目前来看，自然人移动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我国在国际劳务市场上具有数量上的比较优势，随着国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对外劳务输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显得愈加重要。     

多维技术进步对中国的技能溢价影响

运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和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GMM法研究技能劳动力供给、国内外技术进步对中国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技能人才的相对供给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显著为负，国内研发投入和出口会使中国技能溢价逆转，而国内技术购买、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增加技能溢价，考虑交叉关系之后，各变量的影响符号基本一致，但系数变小；将高技术企业分为外资和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各个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前面一致，内资企业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不同类型企业各个变量的影响大小差异与变量本身规模有关；运用脉冲响应图发现贸易开放会引起开放程度较高区域的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技术“追赶”，提高其技能溢价。     

多维技术进步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影响

本文使用我国企业和主要贸易投资伙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运用系统GMM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基本上有利于中国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国内的研发投入有利于高技术人力资本水平增加,而就业人才结构、国外技术购买和进口技术溢出有利于我国低技术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大部分技术进步渠道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但各个渠道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外资企业专业性人力资本和非外资企业通用性人力资本匹配度更强。与开放程度较低的区域相比,各个渠道对开放程度较高区域的外资企业专业性人力资本和非外资企业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更积极。     

技术溢出、利益分配不均和双方决策——综述与评论

在梳理现有国际技术溢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溢出对溢出方和接收方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可能采取的策略。研究发现:技术溢出通常会影响溢出方和接收方的利益分配;国外市场采取技术联盟政策分享技术溢出,而非采取保护政策阻碍技术溢出;我国政府会通过采取知识产权保护、补贴等政策获得技术溢出,我国企业也会主动"走出去"来获得技术溢出等。     

第三方物流企业物流信息管理系统探析——探讨中国第一家物流企业宝供物流体系的成功之道

首先对中国第一家物流企业宝供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做简单的介绍,并分析这个系统的优势和其对物流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四方物流,并希望借此分析能够对国内尚不完善处于发展阶段的第三方物流行业有所指导性的帮助。     

总量紧缩是最佳选择吗?

自198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生的不断波动,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巨大和深刻的。因此,对每一次大的政策变动的经济背景、理论前提以及可能产生的政策效应作出充分论证,就显得特别重要。 1987年:紧缩的背景与我们的判断从87年第四季度开始,大规模紧缩货币抽紧银根已成定局。值得注意的是,自85年以来不仅货币政策变动的周期明显缩短,而且引致紧缩的经济背景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进入87年第二季度以来,全国零售物价上升的速度逐渐加快。     

论我国中央银行的两大政策工具

在我国,中央银行对信用和货币流通进行宏观控制,实际上拥有两大政策工具。一个是对专业银行的放款,另一个是存款准备制度。其中,对专业银行的放款会直接导致信用和货币流通的倍数扩张,而存款准备率的变动则可以平衡货币流量与目标值的偏差。从理论上研究它们各自不同的控制和调节功效,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两个工具,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