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究竟是什么?

参与式预算主要体现了公开与民主这两大价值。公开就是要将政府活动的"节目表"公之于众,让全社会知道"钱从何而来,用到哪里去了?"而民主则是一种诉求的表达和利益的整合,权利所有者基于他们应有的权利,在给定信息条件(资源约束)下,按照各自的偏好,对公共服务项目的优先性进行选择,会使预算的安排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     

关于参与式预算几个问题的回答

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完善提高是沿着广度和深度两条路径展开的,通过民主工具箱的开发,公民代表和专家构成了其中的新元素。由于公民代表和专家的介入,在参与范围的扩大与政策质量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前者通过公民代表体现出来;后者通过专家的深思熟虑达成     

温岭参与式预算基本经验探析

转型时期中国现阶段社会关系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源配置不当有关,根本在于社会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参与式预算位于行政系统与公民社会的交界处,同时也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系统分析总结了参与式预算的前提、重点及核心问题,以供借鉴。     

参与库与人才库——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新元素

温岭民主恳谈之所以可持续,是因为不断注入新元素,形成"路径依赖"。民主恳谈与预算相结合在经历试点、推广之后,2011年进入到完善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民主工具箱的开发,公民代表和专家构成了其中的新元素。由于公民代表和专家的介入,在参与范围的扩大与政策质量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前者通过公民代表体现出来,后者通过专家的深思熟虑达成它。     

论第三方评价与民主恳谈相结合的预算绩效评价——基于新预算法背景

新预算法为预算绩效评价提供了目标导向。在新预算法背景下,温岭市开展了第三方评价与民主恳谈相结合的预算绩效评价实践。温岭市的实践为更好地搞好预算绩效评价提供了经验,但是,温岭市的实践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秦至汉初“户赋”详考--以秦汉简牍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秦至汉初的国家赋税体系中,户赋是作为一种专门税目而存在的。其征课对象是五大夫爵位及其以下凡有立户者。它以户为单位,在秦朝征收实物茧、丝,每户纳茧六两,在汉初则转而征收钱币,每户上缴十六钱。户赋由各里在每年五月集中收取,上缴所属乡部,然后再由乡部统一交付到县廷。这一过程由乡部全权负责。乡里上缴的户赋在县道一级统一由县(道)少内负责管理调度,保障户赋在全县(道)内的正当使用,并向上级二千石官缴纳余下的户赋。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西汉初年"继母"与"亲母"法律地位的比较研究——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视角

"继母"与"亲母"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关系称谓,她们在法律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在我国古代法制开始健全的秦汉时期便已有了相关的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出现了关于继母、亲母的家庭犯罪处罚条令.此外,<二年律令>还有保障继母的私人财产、赋予继母要求分居的权利的条文,对于继母子女对父兄爵位的继承权也有明确规定.从这些条文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汉初年"继母"、"亲母"的法律地位.     

温岭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阳光试验”

始于2005年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其过程和逻辑为：细化预算——会前培训——修改预算——恳谈辩论——修正议案——制定实施办法——设立财经小组。新河的“阳光试验”,创新了传统的“行政预算”模式,积累了乡（镇）预算信息公开的经验,提高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表达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推进了基层民主化进程。通过对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现在进行时的解读,可以勾勒出其“阳光试验”的全过程,为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实现预算的规范、透明、高效,提供有益的经验。     

秦至汉初户赋再考察——兼论复合型赋税的存在与分化

秦时的户赋包括五月户出钱(可折为布或茧)和十月户出刍(或钱),汉初的户赋则仅指五月户出钱。亦即，从秦到汉初，户赋由对“户”征收税赋之统称演变为五月户出钱之专称。秦及汉初的五月“户出钱”属帝(王)室财政，十月户出刍则收归国家财政。秦至汉初户赋的类似特征及变化，还可在秦汉时期的“以算所征之赋”与“口钱”那里得到参照。汉武帝前，“以算所征之赋”包括上缴国家财政的算钱和上缴帝室财政的算钱(口钱);武帝后，“以算所征之赋”仅指前者，后者(口钱)则独立为专门针对3岁或7岁至14岁人群征收的人头税。自武帝在原口钱基础上加钱补车骑马后，口钱的外延既可涵括上缴帝室财政的20钱和上缴国家财政的3钱，也可仅指前者，后者则被称作“马口钱”。对这些“复合型”赋税内部结构及分化动因、过程、影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秦至汉初帝室财政、国家财政的分野，秦汉赋税体系的内在演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