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分析的中心

中国正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在当前各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公民权利被凸显,国家治理被悬置,公共性缺失.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公民权为中心的抗争范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必须引入国家的视角.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但在当前的分析中则几乎被放弃了.本文在梳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历史脉络与逻辑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抗争范式片面强调公民权导致公共性不足的理论困境,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新理解.通过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公共治理分析的中心,回应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治理的困境,为解决群体性事件、信访高潮以及维稳困局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抗争范式的理论视角.     

农村社会保障的现代转型

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型,从保障主体上实现了从集体保障到国家保障的转型,从保障范围上实现了从选择型保障到普惠型保障的转型,从保障性质上实现了从治理型保障到民生型保障的转型。保障主体和保障范围决定了保障性质,二者的变迁同样决定了保障性质的变化,集体保障和选择型保障对应于治理型保障,国家保障和普惠型保障对应于民生型保障。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区与正途——从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说开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倡导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实质是农业资本化.若没有农民的参与,资本主导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容易去农化,部门主导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容易去农化.文化+农业,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探索,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途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离开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很难成功.通过服务型合作社为小农服务,这应该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而不只是再造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成功,必须要给集体赋权,进行集体经营,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农田水利建设需防范“治理性”干旱

当前农田水利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二是农田水利治理滞后。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国家着手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加大了投入力度，农田水利建设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在这一背景下，治理滞后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称之为“治理性干旱”。     

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在对我国中部农村的最近一次调查中，笔者发现，老百姓由过去的指责干部转向了抱怨社会，他们一再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社会形势变了”。主流观点认为，“三农”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不对称，所以出路就在于“国退民进”。但我们却发现，国家退出之后的乡村社会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富有活力的社会，这个社会自身存在诸多“病变”现象。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资金筹集为主要分析对象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资困难,公益事业举步维艰。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图,“一事一议”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但调查显示,群众自愿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其限度,群众自愿并不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根本问题是国家政策的取向问题,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基本上都是农民本位取向,但问题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农民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两级组织,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村庄公共物品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村庄来共同提供。所以,新农村建设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两级组织的积极性。     

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

笔者在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在毛泽东时代长期担任主要村干部的老人说,现在的农村就像一个大湖,绝大部分水面都很平静,只有在很小的一块水面有几条鱼在乱蹦.在老人的讲述里,"水"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鱼"则为村干部,取消农业税以后,鱼还在水中,但却越来越在一块很小的水域内活动,而不在更大的水域里畅游了,绝大部分的水面平时都是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气象.     

为什么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对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的一个宏观判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解这一转向,则需要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有一个结构上的重新理解和判断.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三大难题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问题是得到了解决,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村问题,依然严峻。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社会的发展和乡村治理确实面临着诸多的转机,但乡村治理危机依然存在。     

禽流感与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

《禽流感与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一文则以禽流感时期的调研情况为例,对弱化农村基层组织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作者认为,中国农村正日益进入一个高流动和高风险的社会,弱化乡村两级组织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在现阶段,乡村组织更应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