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拟随机实验”方法的兴起——断点回归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随机实验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比较高,同时出于对伦理道德的考虑,随机实验的实施在现实中往往受到诸多限制,而断点回归方法能够利用现有的约束条件避免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从而真实反映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其实证结果也被证明为最接近随机实验的结果。本文拟从断点回归的理论、历史发展、实证步骤和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四个方面阐述断点回归这一个新拟随机试验方法的兴起。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信贷约束的差异研究——基于现金一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

根据现有理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信贷约束的差异是理解中国经济失衡的关键,本文利用近年来公司金融文献中提出的现金一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方法,以中国A股上市企业1990—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着的信贷约束差异。其基本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约束更强,而国有企业则不存在信贷约束。随后,采取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受到了信贷约束,而国有企业则没有受到信贷约束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政府间组织结构创新与城市群整体经济绩效: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本文将M-U型组织理论应用于城市间政府组织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在组织形式上能够较大可能地发挥M型组织和U型组织的各自优势,进行产业对接和融合,在产业结构上发挥分工优势,这样更加有利于城市群内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分配。这种互补性的经济关系,也使得城市群形成前后的政府组织形式和经济绩效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理论模型提出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如果信息传递不完全并且信息失真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实行城市群后的地区总收益将大于未实行城市群的各个地区的收益和,城市群的形成能够促进城市群内城市整体经济绩效。本文利用了珠江三角洲的数据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验证。     

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1987-2007):政府理念诱发制度变迁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变异系数在波动中处于大体增加的趋势.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中国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形成差距的原因.我们认为,其根源于政府理念的调整和由之形成的政策差异.这一基本趋势的形成根源于政府理念,政府理念的调整导致了不同区域政策制度的形成,以致于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主要包含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总体战略和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中部崛起政策等.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处于变动中.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87-2007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数据考察了各地区的变异系数,并对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差距变动的原因从政府理念和政策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城市群落崛起、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分析

本文选取2002～2007年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所涉及省份地区的县市数据对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集聚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将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经济集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占主导,从而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当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值处于一定区间时,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技术的进步。     

短期融资券与企业储蓄——融资约束诱发预防性储蓄的视角

根据企业投融资行为理论,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进行投资,为此需要留存利润。而短期融资券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储蓄行为。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短期融资券推行所引起的融资约束变化对企业储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短期融资券的推行改变了企业的储蓄行为,使企业留存利润占净利润的比重约降低了6.8%。     

城市群落的崛起、经济绩效与区域收入差距——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分析

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地区为样本,运用断点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研究城市群落崛起过程对该地区经济绩效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群落的形成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绩效;第二,在2003年和2004年城市群落崛起过程中,落后地区受益最大,区域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第三,2005~2007年,受益最大的地区是中等发达地区,城市群落的发展进一步缩小了中等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在2007年,落后地区和其它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为例

本文利用2003-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所属省份的县市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法研究了城市圈的形成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由于城市圈基本围绕中心城市而建立,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是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城市圈范围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城市圈临界线附近县市样本,进而判断城市圈形成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圈的形成主要通过蒂伯特选择机制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两个路径改善了城市圈区域的整体经济绩效;并且城市圈的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北京未能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带动京津冀城市圈区域的经济增长,而长三角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圈地区则都受益于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城市化、城市圈与城乡收入差距

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圈之内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城市圈之外的地区高1到2个百分点,而城市圈对农耕面积、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等可能影响到收入差异的变量没有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的方法估计由于城市圈形成所导致的城市化水平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经济导致的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以及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是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而应尽快消除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并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圈的经济绩效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城市圈形成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转变对区域经济共同发生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三个效应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以M-U型组织理论为基础,将其应用到政府治理结构之中,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城市圈形成之后,政府之间由于治理形式的变化而引起经济绩效的改进;其次,本文将使用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方法对城市圈的整体经济绩效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辐射效应和政府治理结构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积极影响要大于集聚效应的消极影响,城市圈的划分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城市圈中心城市的经济绩效,而且也能够提高城市圈内其它地区的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