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本文选择2011-2015年被中债资信覆盖的发债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投资人付费”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质量高低。研究发现:(1)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显著更低。(2)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当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越低时,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越差、预期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这表明“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3)“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内部私有信息,但由于同时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仍然不如“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这说明独立性对于评级机构尤其重要。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IPO补税影响IPO抑价吗？——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

本文以1198家中国IPO公司为样本,首次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探索了IPO补税对IPO抑价的影响及其理论解释。研究发现:(1)IPO补税对IPO抑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IPO补税公司比非补税公司的IPO抑价要高7.8%,这相当于平均少融资超过2000万元。(2)基于信号理论、“赢家诅咒”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这三类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检验表明,只有委托代理理论有助于部分解释IPO补税与IPO抑价的正相关关系——IPO补税公司抑价更高可能源于公司管理层对承销商具有更弱的监督动机,而非公司对承销商缺乏有效的报酬激励。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补税对IPO抑价的正向影响在承销商声誉较低时以及信息更不透明(如中小板和创业板、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环境中表现更为突出。     

家族企业研究:一个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ISI Web of Science与中国知网(CNKI)系统中手工整理获得的1 136篇SSCI国外文献以及1 193篇中国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首次对国外与国内家族企业研究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地,我们深入比较了国内外家族企业研究在研究氛围(发展趋势、学术期刊与外部支持)和研究实践(研究视角、方法、主题、学者与机构)方面的差异,并相应提出了完善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一些政策建议。我们认为,中国的家族企业研究目前还远远滞后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基于中国制度与现实背景的家族企业研究在未来亟待进一步深入。     

风险信息披露能预测债券违约风险吗?——来自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9年公司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债券募集说明书中风险信息披露与债券未来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募集说明书中特质性风险信息披露越多,债券未来的违约风险越大.(2)当发债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债券承销商声誉较高,以及在债券市场打破刚兑之后,特质性风险信息披露与债券未来违约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3)拓展研究发现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未反映出发债企业的特质性风险信息,但该风险因素已被债券投资者定价;特质性风险信息披露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创现能力和偿债能力密切相关.本文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债券市场的风险信息披露研究,而且有助于债券市场参与者理解债券募集说明书对于评估债券信用风险的重要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旨在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审计意见对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2006—2009年1555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较低成本的债务融资,民营上市公司承担了比国有上市公司显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助于降低这种信贷融资成本差异。同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相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并且无论是对国有企业抑或民营企业来说,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都有助于增强审计意见的风险揭示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外部审计监督有助于增强债务融资的市场化定价,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财政补贴,谁是"赢家"——基于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2010-2012年117家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以及公司高管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谁才是政府财政补贴的真正"赢家",旨在为厘清财政补贴的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无助于投资者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率,但财政补贴却帮助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获得更多的薪酬,并显著降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实证结果意味着,中国的财政补贴政策未必发挥了足够的效率,因为公司高管事实上成为财政补贴的真正"赢家".鉴于此,本文从合理制定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客观评价财政补贴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科学制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评价体系等视角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有股票的市场行为研究

本文依据行为金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以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过去 6个月的累积超常收益来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 ,研究发现 :首先 ,在未来的 1 2个月 ,赢家组合发生了收益反转现象 ,而输家组合发生了收益惯性现象 ;其次 ,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未来 1 2个月的累积超常收益与组合形成期股票的流通股市值和基金持有该股票的比例成反比 ,但与公司每股收益成正比 ,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基金持股效应”和“EPS效应”。笔者认为 ,导致“赢家变输”和“输家更输”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基金基于市场上投资者“追涨杀跌心理”的“短期套利行为”和基金基于“自我控制心理”的“止损行为”。     

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股票减持过程中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被大股东减持的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票减持过程中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发现:被减持上市公司在减持前30个交易日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而在减持后30个交易日则出现显著的负累计超常收益;被减持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减持前披露好消息,或将坏消息推迟至减持后披露;减持规模越大,大股东操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概率就越高;相比其他大股东,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信息操控更严重,获得的减持收益也更高。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操控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来掏空中小股东利益的事实,为监管机构加强大股东行为的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