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研究综述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最新研究做了一个综述。侧重点在如下四个方面:公司治理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审慎人”假说,交易成本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保护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     

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关联交易盈余管理愈演愈烈,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往大量研究提供了上市公司操纵应计项目及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本文则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首次大样本检验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有配股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的第一类关联交易（通常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控制样本,第三类关联交易（担保抵押类关联交易）比例显著低于控制样本。（2）有避亏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的第二类关联交易（通常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控制样本。（3）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当其附属企业集团时,或者其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其关联交易比例更高。（4）第一类关联交易与线下项目显著负相关,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线下项目较低时第一类关联交易比例较高。（5）配股公司配股后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比例显著低于配股前。扭亏为盈的公司扭亏当年的第二类关联交易比例显著高于扭亏前一年。综上所述,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获取配股资格而进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或控股股东隶属某一企业集团时,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进行盈余管理时,线下项目与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具有替代性。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市场反应

国外有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能给目标公司股东带来20%左右的超额收益率.本文通过考察我国1997-2003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82个样本,发现控制权转移能给目标公司带来9%以上的累积超额收益率.而且,转移后变更行业、变更董事长或总经理、民营转给国有的样本转移时可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率甚至更高.最后,我们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累积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证明行业变更、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转移类型对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有显著影响.     

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

信息披露透明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本文探讨中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公司透明度由内部激励因素和外部压力因素共同决定。借鉴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深市上市公司2001-2008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透明度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内部激励因素(信号传递激励与代理问题)和外部压力因素(市场监管力度)对透明度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另外,我们还发现,内部激励因素较好地解释了公司透明度的变化,也是长期透明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女性董事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

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本文考察了市场环境和组织环境如何影响女性董事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女性董事比例越高,公司投资效率越低;但是,市场化程度高或组织权力分散会削弱女性董事对公司投资效率的这种负面作用。本研究说明,女性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组织环境。本文既有利于进一步打开董事会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黑箱,也能丰富女性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

刘家义审计长提出了"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简称审计的"国家治理"论)。本文探讨"国家治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我们认为,"国家治理"论秉承社会契约论,基于不完全契约下的代理理论,在国家审计本质、目标和职能认识上,实现了对"免疫系统"论和"审计监督"论的超越和升华。国家审计应坚持以提升人民幸福为中心,围绕建立善治政府,充分运用监督、评价和鉴证三大职能,主要从监督责任、评价效率、提高透明度和促进民主法治四个方面,夯实国家治理基础,促进善治,最终提升人民幸福。     

重典能治乱吗:行政处罚保荐代表人违规行为的经济后果分析

完善对证券中介的监管,避免欺诈发行证券,是金融监管工作和理论的核心。本文利用2004-2015年保荐信用监管数据,首次从保荐代表人个人层面研究行政处罚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其他保荐代表人,违规保荐代表人被处罚后承接IPO项目的数量显著减少、规模显著减小、保荐业务费率显著降低。此外,违规保荐代表人被处罚后承接IPO项目质量显著改善,体现为盈余管理程度更低、项目盈利能力更高。上述结果说明,行政处罚有效惩戒了违规保代,并促使其显著改善执业能力。本文为行政处罚有效性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完善监管执法和配套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债务结构、政府干预与市场环境

使用2002—2005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除一些企业内部的具体因素影响了企业的债务结构外,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也影响了企业的债务结构。尤其表现在,企业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市场化程度越低,法治水平越差,银行债务占总负债的比例越高;企业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法治水平越好,信用债务占总负债的比例越高。     

高管报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数据及财务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现状及其报酬绩效联系.我们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变化与当年的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会计绩效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每增加100万元,高管平均报酬仅增加3.8元;上市公司市场异常收益率每增加10%,高管平均报酬增加1.58%.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公司报酬绩效联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