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

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1986-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长期而言,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都不是城市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三大地区金融发展都没有促进城市化进程。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短期因果关系。据此,本文最后提出了简短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面板数据的再检视

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尚未形成定论。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银行贷款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检验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从农业信贷资金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的有效监控机制,就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分析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刻画了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并把创新效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两个部分。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贡献较小。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刻画了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而且其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根本路径选择和重要途径.在采用农业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     

我国工业集聚与非农产业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78～2003年工业集聚与非农产业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互动关系；（2）非农产业就业是影响我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工业集聚没有带动就业非农化；（3）我国地区政府的就业政策加快了非农化进程，引起了非农化过程中的工业集聚效应；（4）我国城市对工业的承受能力较弱；（5）我国的工业集聚只引起了产业产值变化，并没有过多地改变产业就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差，没有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今后的工业化战略应当更加重视就业问题的解决。     

我国工业集聚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因果分析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78-2005年的工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二者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互动关系。工业集聚是影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化进程对工业集聚的变动也有显著的影响。工业集聚加剧了人口的集聚,构成城市集聚的基础,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集聚性越强,对周围地区的工业向心力越强。     

中国高技术产业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分析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刻画了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并把创新效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两个部分.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贡献较小.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与效率研究

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我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1978～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出口对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对国内就业具有地区性差异;长期来说,不能以出口为导向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调整进口商品的结构,对解决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解决我国的就业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将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