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剖析:医保城乡统筹势在必行——统筹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管理系列之三

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更加自由,就业方式进一步趋于多元化,城乡界限、城乡居民身份界限日益模糊,目前基于城乡差异现实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弊端日益显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由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统筹     

药物经济学应用于决策的困境

药物经济学应用于医药卫生领域政策制定已经讨论了许多年,甚至在医改文件中提出了明确要求,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哪个部门有实际意义的实践。专家们很着急,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官员们很期盼,踊跃参会学习,表态也非常积极。药物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其通过投入与产出的分析,可以在医药卫生领域的相关决策中作为一个科学工具进行应用,使决策更加科学。药物经济学已经在不少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得到实际应用,包括药品价格、医疗保险支付标准以及临床用药规范的确定等等。近几年     

话聊提高医保质量（之九）

建立重特大病保障机制，化解居民灾难性风险，是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的措施。这一决策导向的出发点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原理，问题是如何通过具体政策实现。目前提出的办法是要运用市场手段，通过向商保购买医疗服务，     

门诊统筹该“保”什么？

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保”的是门诊医疗的风险。而“险”到底在何处呢？有人云：小病不治，拖成大病，是为险。初看似乎蛮有道理，但仔细追究，却还有值得探讨之处。什么是小病？为什么人们要“小病不治”？谁应承担治疗小病的责任？为什么“小病不治，拖成大病”，就一定要“保”小病？小病不保就会拖成大病么？     

医改与留辫子

时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方案、多种观点，大家争吵不休。一个主要原因是概念混淆，抓不住改革的重点。     

医改不能二缺一

摸麻将三缺一，是玩不了的，不过玩不玩没关系。“三医”改革二缺一，问题就大了。对以前一段时间的医改，笔者总体的看法是，医疗保障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已经完成了改革，目前是发展和完善的问题，而医疗卫生体制至今没有改革，比较客气的说法是改革滞后。     

域外，应对大病风险

世界各同卫生系统的首要目标都是改善人们健康,而医疗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尽最大可能分担因修复健康带来的民众家庭的经济负担。由于重特大疾病治疗的高成本以及需求的不确定性,风险分担机制和经济保护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重点,西方主耍国家都结合本国国情和医疗保障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医保发挥杠杆作用的前提条件不具备

国务院在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多次强调,在建立分级医疗中要发挥医保的杠杆作用,促进参保人员充分利用基层社区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关部门甚至委责医疗保险部门应当制定强制参保人首先到社区就医的规定。     

道德风险还是医疗需求释放?——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估入户调查”2007～2011年微观数据,采用IV Probit模型、Treatment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医疗保险的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结果表明：医疗保险事前道德风险并不存在,人们在有医疗保险之后并不会增加不健康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自负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低于40%时,自负医疗支出对生活支出没有挤出,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显著促进作用更多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因素而非医疗需求的释放,而在40%以上时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足,没有观察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医疗保障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政策关注点更多的应该是提高保障水平使医疗需求合理释放而非减少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未来随着保障水平的提升,道德风险会逐渐成为主要问题。     

道德风险还是医疗需求释放?——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增长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评估入户调查”2007～2011年微观数据,采用Ⅳ Probit模型、Treatment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医疗保险的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结果表明：医疗保险事前道德风险并不存在,人们在有医疗保险之后并不会增加不健康行为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自负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低于40％时,自负医疗支出对生活支出没有挤出,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显著促进作用更多的是事后道德风险因素而非医疗需求的释放,而在40％以上时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足,没有观察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医疗保障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政策关注点更多的应该是提高保障水平使医疗需求合理释放而非减少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未来随着保障水平的提升,道德风险会逐渐成为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