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临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文章从我国城市临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着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自身情况,试图探索出我国城市临空经济未来发展的逻辑框架,即高级别的临空管理机构、严格的产业甄选标准和完善的外部支撑环境。     

业绩排序对基金投资风险水平变化的影响

以Brown等人提出的共同基金竞赛假说为基础,通过Spearman检验考察中国开放式基金是否符合竞赛假说得出,总体来看中国开放式基金的竞赛假说并不明显,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表现;新基金比老基金表现出了更为典型的竞赛假说特征;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表明新基金比老基金的投资策略更为稳健。     

投资组合构建与调整的合理性及其对基金绩效的影响

从理论推论看,投资组合构建与调整的合理性越高,投资绩效就可能越好。为此,本文构建了衡量组合合理性高低的指标,并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法、Kruskal-Wallis检验法、基于Wilcoxon秩检验的多重比较法等方法,实证研究我国股票型基金投资组合的合理性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一方面支持了理论推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本文所建立的组合合理性指标的可取性。同时论文发现,在牛市熊市的不同情况下,基金组合构建的合理性及其对继续的影响存在差异。论文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启示。     

基于规模与风格的证券投资基金最优组合构建研究

本文选择中国2004年10月1日前成立的8种投资风格共133只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其在2005年1月1日-2008年3月31日共161周的数据，依照非回置等权抽样方法构建基金组合。在研究了基金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和绩效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基金组合所含风格类型以及基金组合风格丰富化指标与组合风险和绩效的关系。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综合规模和风格双因素的基金最优组合构建原则，并得出了最适度风格类型模型和最适度风格丰富化指标模型。     

构建国有资本代理人有效监管机制

国有资本代理人监管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是:在避免政府行政干预的条件下,建立对代理人控制权的有效监管机制,既给代理人充分的经营决策权,留给代理人创新空间,提高企业效率,又要控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所有者     

陕西关中地区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20世纪末以来,陕西关中地区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加快,但从关中地区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城市化仍显得比较迟缓,存在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化主要靠内部拉力、城市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等。加快关中地区城市化的步伐,必须优化城市布局、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着力搞好城市经营、创新城市投融资方式等。     

城市品牌形象的概念策划——以西安市为例

城市品牌形象属于城市经营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在区域发展中,西安依靠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其中城市品牌形象的营建至关重要。可分层次地将"世界文明古都"、"中国科技创新之都"和"中国西部核心、关中大西安"作为西安的城市形象,以"和谐古都,活力新城"作为集成形象,将"汉唐盛世,周秦雄风"作为西安的城市核心品牌,打造与核心品牌相协调的"历史地段"及相关的"景观文化丛",从而提升西安的城市竞争力。     

城市"安全网"的巨大"空洞":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

社会保障被誉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成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虽历经发展,却仍挥之不去其城乡有别的二元特征,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以下就农民工问题对此作具体分析。     

噪声交易与市场渐进有效性

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在市场渐进有效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研究和明确的结论.本文对上证50指数所代表的子市场的噪声交易情况进行了度量,同时构建状态空间方程并采用Kalman滤波法测度了该市场的渐进有效性,进而研究投资者噪声交易对我国市场渐进有效性的水平及其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市场整体上趋于有效,噪声交易的平均水平在各时期比较平稳;噪声交易会起到微弱的降低市场有效性水平的作用,增加渐进有效性的短期波动,但是从长期看并不能影响市场趋于有效的趋势.本文结论说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造成我国资本市场非有效的根本原因,但是非理性行为也在短期内给市场的有效性进程造成阻滞.     

从现代投机活动的变化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从索罗斯率领外部国际金融投机者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现代国际金融投资者依仗其雄厚的资本量,借助于突飞猛进的电讯技术和金融资产证券化,利用离岸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全球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及一些国家金融体系的漏洞,通过“立体投机”手段,大肆进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对这一变化趋势,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审时度势地灵活运用货币工具,及时调整并纠正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最大限度地扼制和打击国际金融投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