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日本产业政策再思考——基于日本“新增长战略”

日本作为最早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其政策效应备受世人关注。全球性金融危机重新引发了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拯救陷入危机的企业,并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高潮。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根据"新增长战略"提出了重振日本经济,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长期产业政策。而作为未来增长产业的前瞻性扶持政策,今后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创造"需求"为主、扶持"软产业"出口以及培养产业活力上。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同样面临着后危机时代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走出民营名牌企业的“怪圈”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有些企业一旦成为名牌企业之后,就很快面临资金、管理、决策等危机,被市场经济所淘汰。本文分析了民营名牌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由此为民营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走出“怪圈”的对策。     

次贷危机中日本货币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降息浪潮.日本虽然降息措施慢了一步,但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衰退,也采取了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由此再一次进入了"零利率"时代.通过理论推导和Grange因果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今后日本降息余地越来越小,而"零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日本"零利率"政策的现实效应对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监管的理念及监管体制顺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不断地演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日本逐步形成了监管权高度集中却又不失灵活性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体制改革是政府与金融体系博弈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践证明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有效的。中国在今后的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可以供鉴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合作及其前景

<正> 目前,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大国,已成了世界经济大国。而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正以高速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显然,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各有自己的优势,经济上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因此,日本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走势,对东北亚地区间的经贸合作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制度的缺陷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下才一步步走向长期萧条。面对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人们又开始反思“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的弊病。本文认为，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积极效果必须以制度代理人正确地判断经济发展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前提，否则，将会出现“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缺陷。     

大地震后外资对日本直接投资新特点与积极效应

长期以来,日本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内直接投资小国①"。然而,东日本大地震加快了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促使日本政府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而中国企业则成为日本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显然,外国企业增加对日直接投资,将推动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有利于日本建立具有竞争力的雇佣制度和企业关系,从而构建"新日本经营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在日本的技术研发和投资,日本必须抓紧构筑新的竞争优势和战略。而中国企业应加快中日"双向投资"步伐,提高其投资效率。     

日本对中印投资战略调整研究——政治经济因素探析

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而且也促动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和调整。尤其是中日之间异常的"政冷经热"导致日本把投资目标转向印度,从而已经呈现出"经热转凉"的新态势,值得我们深思。比较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企业对中印两国投资战略的调整,可以探究日本企业投资由中国转向印度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其经济效应,有助于掌握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战略新趋势,为中国今后引进外资提供理论依据。     

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衰败的理性分析

内部劳动力市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出其优势。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更加明显,由外部劳动力市场替代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本文将以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理性基础为出发点,通过模型分析,阐述既要看到内部劳动力市场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效率的一面,也要注意到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持有效运行的限制条件,以及最终将受到整个外部市场调节和影响的一面,由此深层次地探究了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陷入困境的原因以及日本内外部劳动力市场转换的对策,为中国培育和构建内部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