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文化系统初探——从历史性形成角度的一个考察

创新文化是指促使可支配资源和力量得以进行重新组合的理想、价值观和信念。深圳创新文化系统由"冒险、宽容、开放、实干、学习、创新、自强、自主"八个部分构成,是历时演进的共时体现,原因在于深圳的可支配资源和力量的组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导致了替代性演变中的连续性继承。     

创新集群理论视角及中关村、张江和深圳高新区发展路径比较

在创新集群思想和理论分析框架以及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情况,考察和概括了中关村、张江和深圳三个典型高新区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的发展路径。     

企业科协工作新模式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基于深圳案例

以"四个90%"为创新特色的深圳,同时也是一座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的新经济组织发达的城市。深圳的企业科协工作立足于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发挥科技社团作用,搭建要素聚集平台,营造创新优质生态,服务于企业创新主体和创新型城市,探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新模式,具有广泛的启发意义。     

全球研发投入200强企业行业分布及中国企业的位置——基于研发记分牌20年的数据和分析

通过对20年来全球企业研发活动的演变以及中国企业在其中位置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企业研发投入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但各行业间规模相差很大,且不同行业研发投入发展趋势不同；就行业所占份额而言,汽车制造、航空国防等行业大体保持平稳水平,化工、电子电气等行业呈下降趋势,而生物医药、软件等行业则呈上升趋势；2005年起开始有中国企业进入研发投入Top200排名,至2010年已达5家企业,并且其投入逐年大幅增长,排名不断上升,但在世界所占份额仍然较小,行业分布也很不均衡.     

瑞典创新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分析--以“2009-2012年研究与创新预算法案”为例

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以瑞典“2009-2012年研究与创新预算法案”为案例,分析了瑞典的创新政策制定过程,揭示出那些较为稳定的影响瑞典的研究与创新法案乃至创新政策议程设置和制定的主要因素,政策过程的各方参与者及其在政策议程设立和备选方案的阐明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所利用的资源等。     

技术前沿和技术体系发展趋势的一个比较研究——以华为与三星电子公司为例

对通讯技术领域的著名企业华为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进行专利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的结果显示:华为公司的两大主要技术领域通讯、计算与控制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集群,三星电子公司的三大主要技术领域半导体与电子电路、通讯、计算与控制形成两大技术集群;三星电子公司的专利技术研发领域比华为公司更为宽广。华为公司的通讯技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三星电子公司的三大核心技术领域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同时呈现出强劲一致的发展趋势。本比较研究中,综合技术预见、专利分析和数据发掘,从而有希望发展为一种高科技产业预见。     

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以清华科技园的中小企业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清华科技园中小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比例较高。从专利的情况看,企业拥有和申请的多是层次较高的发明专利,而且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专利保护费用,专利应用于产品的比率也比较高。调查和深度访谈同时表明,清华科技园的中小企业高度认同知识产权对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效应;但同时也依靠对技术秘密进行内部保护、加快研发进度和提高设计的复杂程度来避免被模仿,从而减小侵权者的盈利空间。     

伦敦“隐性创新”：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在城市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伦敦的R&D投入在英国最低,但是创新产出却很高,城市竞争力更是位居世界前列。这一创新悖论从表面上看,可归因于城市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缺陷,即伦敦存在着未被测度的“隐性创新”;而实质上则反映出人们在评价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创新模式的区分认识不足,对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在城市创新体系中的隐性创新源头和媒介作用认识不足。基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的创新活动特点来理解和构建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这种认识偏差往往导致城市创新政策不能有的放矢。     

超越边界:硅谷园区开放式发展路径分析

科技园区的发展受到空间边界、人才边界、创新系统边界乃至职能边界的多重制约。硅谷的"外引型"人才战略、"开放式创新"实践以及"多样化社区"发展趋势,则体现出对园区"边界"的成功超越,同时,也为我国园区克服"边界"困境,实现跨边界发展提供一种参考。     

创新文化系统演进与结构研究

基于深圳创新文化系统案例,从历史和结构两个视角探讨了表现层面上资源与力量的获取和利用方式,进而深入核心层阐述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价值观、理想与信念, 揭示其发展四阶段、八要素之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以及系统构成与要素间的交互作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