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内外经济视角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痼疾——“中美对话”和“平稳转型”探讨

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     

地方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服务供给绩效

本文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宏观模型中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地方政府官员负有提供生产性公共品与非生产性公共品的责任，生产性公共品增进经济产出效率，而非生产性公共品直接增进居民效用。地方政府官员在提供两类公共品的效率与能力上具有异质性，这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上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央可以通过优化官员和地区之间的匹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改善。     

“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资源农村再配置路径选择研究——兼论中国农户及乡镇企业信贷约束的解决对策

本文在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过度需求背景下，分析如何进行金融资源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优化配置。我们的研究表明：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和信贷市场的配给作用，将有助于发挥农村金融资源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革新农村金融制度，规范农村金融信贷市场竞争，实现金融信贷均衡，将是解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     

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与TVP模型的检验

本文分析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出口贸易结构及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变化,并研究其变化原因,同时借助分布滞后模型及变参数经济计量模型,探讨1978年以来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外资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     

农户经济作物种植转型——基于“控烟”指令要求的云南省师宗县实例

涉农“一号文件”显示出中央政府对解决农村发展难题的“决心”,但是却未从根本上消除发展困局和农业安全隐患.基于控烟指令推行的特殊事实背景,立足于烟区烟农收入稳定和增长目标,借助烟区县级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搜寻烟叶种植转型的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决定烟农家庭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理论推断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通过揭示烟农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决定的内生机制,提出实现转型道路构想可供选择的发展思路.     

小农种地意愿及其目标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以SC省SZH村水稻种植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2年45户水稻种植小农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粮价预期如何影响小农种粮行为.文章通过使用面板联立方程估计了农地经营和水稻种植等因素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使用二元选择模型考察了粮价管制场景下决定小农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目标价格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货币收入最大化(支出压力最小化)的小农理性假设下,收入增加越快的家庭越倾向于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目标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有家庭工资性收入、种粮雇工工资和家庭支出水平等.因此未来政府应关注小农的种粮意愿变化,重视小农家庭农业生产行为的转变趋向;构建和完善与小农行为选择相契合的粮食目标价格形成机制,尽可能减小由于小农集中放弃土地经营而对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研究——来自中国1978～2007年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消费理论研究是宏观经济增长研究的重点内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消费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分析延续从消费差异论到消费决定论,最后回归消费增长论的逻辑主线。借助1978～2007年的城乡居民消费及相关经济数据,依据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设,估计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发现两者差异主要来自持久收入和自发性消费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城乡消费不仅在消费水平和增长率决定因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自身冲击和收入冲击的效应方面亦存在显著差异;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加的众多因素中,收入增加成为关键因素。城乡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内部的不平等都使得刺激农村消费需求面临困境,而回归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增量改革和存量调整都是解决困境的重要途径。     

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累积与宏观经济波动

汇改后,外部经济失衡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棘手"问题。选取2000年1月~2008年2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并借助ARCH模型和TVP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β1=-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1β=0.08和1β=0.689);TVP模型检验得出,国内产出增加和FD I流入都不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是要运用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调节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     

FDI、外汇储备与净出口贸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本文针对当前FDI流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贸易结构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FDI流入并未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而只是对工业制品出口贸易产生正相关影响,制约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工业制品的净出口规模;分析FDI和出口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FDI对外汇储备的贡献较之于出口贸易更明显,且波动幅度大。因而,净出口和外汇储备皆归于FDI流入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FDI的行业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