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规模比较小；其经营特征呈现出资产结构异化，股金规模偏低，存贷款剪刀差的特征；其经营效率呈现出高成本、低收益的形势；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成本较高的定期储蓄存款；经营结果表现为资产质量低，不良资产比例高，经营亏损严重。因此，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迫在眉睫。其改革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在内部应着力组建真正的信用合作组织，在外部应重点构建合理的制度框架。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如何提高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作为促进技术创新的两种重要政策工具,其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为提高其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两种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均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且税收优惠的促进效果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互补性,所构成的组合能实现1+1>2的政策效果,原因在于两者的搭配实施可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的配置;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互补性在高科技企业、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农村收入差距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下降1.45%,这一数值约为农村地区创业比例的21%,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通过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参与人数、经营规模、经营绩效和新创企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概率。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升了农户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并降低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农户创业。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教育水平、中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地区家庭产生了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农村创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更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具有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企业研发——自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证据

地方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会削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动能.面对隐性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和企业研发活动增速的下降,很多经济观察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过高的地方债务水平是否会抑制微观企业的创新?这一影响的潜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8年至2017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考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较高的城市隐性债务水平抑制了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表明隐性债务水平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机制分析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和长期外部信贷的减少是"抑制作用"产生的潜在机制.最后,文章还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文章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与京津冀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京津冀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礼金往来越多即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家庭总消费越多。进一步从消费结构分析，一方面，社会网络对家庭不同类型的消费均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耐用品使用周期长，社会网络对家庭耐用品消费有正向影响却不显著，但会显著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这为政府从微观家庭层面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了依据。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城镇居民失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城镇居民比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失业概率显著下降了1.7%。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19.7%,金融普惠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家庭5.61倍。因此,金融普惠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的途径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因此,应当在京津冀地区推行金融普惠,增加城镇家庭教育或培训支出,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