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性质与方向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保持国有企业改革性质和方向的根本依据.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上,改革的目标是在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这是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指向.坚持国有资产在价值形态的全民所有和使用价值形态上的市场化经营,这既是生产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遵循.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要重视政府制度顶层设计,有效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分析——来自日本环境成本管理的启示

在我国,环境保护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环境成本管理也愈加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环境成本管理的理论分析,借鉴日本环境成本管理发展的经验,引出对我国环境成本管理的启示,推动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发展。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影响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其流动态势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趋势相耦合。文章以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陕西省为例,分析迁移对省内各地级市的经济地区差距的影响。通过运用泰尔指数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证明了迁移流动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高的关联度。建立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1991—2004年期间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使区域经济呈现出速度大于3％的条件收敛。并且人口迁移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从秦亡看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

秦朝的历史是短暂的,但秦朝建长城、修直道、筑灵渠、车同轨、书同文等等,却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行为。本文试图从秦亡的历史教训出发,探求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以期引导长期投资的顺利进行。     

将环境吸收因子纳入成本的厂商区位投资分析

文章首先从劳动者和厂商对环境污染反映考虑,分别建立包含环境污染的劳动者效用模型和厂商利润模型;其次为了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说明环境污染对厂商的产量造成负面影响,建立了标准的包含环境污染成本和环境吸收因子的厂商投资模型;最后对厂商区位环境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环境污染成本和环境吸收因子的确是厂商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     

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据的计量检验

论文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对象,分别考察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对营业收入、出口创汇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宏观变量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要宏观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最后提出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建议.     

珠宝玉石3项国家标准已经实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国营和集体宝石加工厂2500多家,黄金镶嵌厂200多家,钻石加工厂60多家,玉石雕刻厂500多家,人造宝石生产和加工厂30多家。钻石、宝石首饰的社会拥有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统一的珠宝玉石国家标准,不同行业和地方分别     

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效应的计量分析——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东部发达地区之一江苏省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及优惠政策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利用1985-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在短期,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长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基尼系数在东、西部差距分析中的应用——针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五年的成效分析

文章主要应用基尼系数指标对自1999年以来东、西部差距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五年东西部的差距没有缩小,要想更有效地缩小东、西部差距,必须继续加大对西部的宏观调控力度。     

为城市发展定标:科学内涵、基本框架与核心问题

在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基本框架分析后,指出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协同发展等要素以更加科学、系统和全面的视角相整合,从而促使城市发展系统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其最优状态.在此基础上,分别回顾了大小城市发展之争、制度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向最优布局要发展空间、多方主体参与下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城际协同发展体系构建等5个核心问题研究进展,并指出未来应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动力模型,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条件,进而探究人口规模提升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最优空间布局、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和最优协同发展体系,从而促进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建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