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框架下的最优税收结构

本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税收结构,证明了均衡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税收是征收消费税;通过数值模拟比较中央政府征收消费税和资本税时所对应的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发现中央政府的最优税收也是征收消费税。此时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中央政府的消费税与地方政府的消费税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以企业的应收账款相对比例作为度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制约了企业的出口能力。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促进出口的主要政策,可以认为出口退税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变动成本。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出口固定成本同样对企业的出口行为有重要影响,为政府制定出口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本文的分析表明针对出口固定成本的出口促进政策相对于针对出口变动成本的出口促进政策,在福利效应和政策成本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     

核心通货膨胀: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现有的核心通货膨胀计算方法假设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可以表示为核心通货膨胀与异质性相对价格变化之和,然而这种价格变化的分解方式既缺乏理论基础又违背经济直觉。本文将经典的新凯恩斯模型推广到多部门情形,证明了多部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各部门商品价格变化的理论分解公式。以这个分解公式为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了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计量经济模型及其两阶段估计方法,给出了根据稳态权重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的简便方法,估计出了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有效性检验表明,根据两阶段估计方法和基于稳态权重的估计方法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都是有效的核心通货膨胀度量。     

政府公共支出理论框架评述

政府公共支出是使得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为多大;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应如何确定。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几类代表性框架、核心假定和主要结论,旨在加深我们对政府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并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垄断企业的拆分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吗?——基于一个熊彼特增长框架的分析

关于现实经济中大的垄断企业是否需要拆分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拆分可以消除垄断,加强竞争,从而促进创新,这将最终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拆分使得垄断利润减少,消除规模效应,这可能不利于创新,因而拆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坏的。基于Aghion和Howitt(1992)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拆分对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拆分对研发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企业拆分越多,研发投资规模越小,经济增长率越低;拆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从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的角度出发,垄断企业是否需要拆分取决于竞争性均衡经济中研发投资规模与社会最优经济中研发投资规模的对比。本文旨在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从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的角度出发,为垄断企业的拆分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公司价值——基于双层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小股东、控制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的两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以及控制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控制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股权结构及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指出:(1)均衡状态下,公司的所有权集中程度由公司股东所受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决定。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增加,小股东最优的投资数量也会增加,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趋于更加分散。(2)在公司的现金流所有权结构确定的情况下,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引起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减少公司价值,使得控制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均受到损害。控制股东掏空资产收益的比例随着其自身现金流所有权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其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程度而增加,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增加而减少。(3)相对于公司中仅仅存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情形,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价值,而且降低的程度会随着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的增加而增加。(4)当控制股东完全不能进行掏空时,即使小股东仍然面临由于公司中的第Ⅰ类代理问题引起的利益损害,但均衡时,由于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不存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