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柔性集聚及其区域竞争力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世界范围内许多产业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柔性专业化中小企业随之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部门中的大量专业化企业通过彼此间稠密的生产合作或市场交易网络,在地域空间上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聚体。这些柔性集聚体发展成为颇具竞争力的区域系统,奠定了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空间格局。  

浙江传统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机制

产业集群具有协同作用和集体效率两个本质特征。作者认为 ,“协同”与“集体”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容。社会网络作为联结地方不同的行为主体以及本地与其它地区的纽带 ,在地方成长路径中 ,有效地促使要素资源简单集聚转向结成地方生产网络 ,并进而向地方创新网络演进。尽管在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中 ,社会网络的作用强度呈现由成熟期之前的持续增强转向此后逐渐减弱的变化特征 ,然而它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所替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特定的社会结构仍然是构成地方能力的重要因素  

论产业群内地方联系的影响因素--以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群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现象受到了区域研究学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决策者的重视。本文从产业联系的视角，首先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联系在内容及空间上的变化趋势，然后重点论述了在新时期的产业群内，影响企业地方联系强度的主要因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剖析了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群的地方联系问题。  

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中的政府功能——以浙江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为例

20世纪70年代末期,产业集群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对集聚效应的关注和深层探讨。研究表明,发达的产业集群通常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代表,而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通常具有密切的关系(波特,1996)。  

产业的柔性集聚及其区域竞争力实证分析—以浙江大唐袜业柔性集聚体为例

大唐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中西部,距诸暨市区9公里。大唐曾属村级建制,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袜业的兴起带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1988年原大唐及其相邻几个村合并建镇。近年来,大唐经济增长迅速,1995-200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405亿元增长到1044亿元,已率先成为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百强镇。大唐全镇国内生产总值的90%是由袜业及其相关产业创造的,因此大唐镇于1998年被命名为“中国袜业之乡”.(一)发展背景大唐袜业集聚体出现在农村地域,与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有关。  

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生态动力缺陷与改进思路--以广西现代中医药产业为例

人才、资本、技术、企业成长力与地方制度是影响高技术产业生态发展演变的五大动力,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互为因果。广西现代中医药产业的实例表明,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科技人才资源、资本以及技术商品化经验较少,原本企业成长动力就不足,加上企业自身对区内外资源的整合能力较差,缺少能够组织并协调产业价值链的龙头企业,产业发展更是后劲乏力。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在阻碍着人才、资本及技术在区内的集聚与累积,限制了企业成长力的增强。通过加强区内外合作,引进或培育产业领导型企业,加快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是当前改进动力缺陷的关键所在。  

关于中小企业集群化的几点思考

一、集群化的主要特征 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的中小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中小企业集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集群内各企业彼此独立。表现在各企业依然是独立的法人,保持各自的所有制、隶属关系、投资渠道,实行独立核算,按市场原则进行平等交易等方面。(2)集群内企业间联系密切。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复杂且强大。这种  

大学与城市创意产业空间—网络构建——以北京市规划设计业为例

现有研究没有足够重视大学在新产业空间构建中的参与方式与动力,也缺乏对其网络地位的深入刻画.本研究以北京规划设计业为例对此予以讨论.采取结构式问卷和深度访谈,搜集非格式化的企业数据,并利用UCINET工具分析地方网络结构.研究表明:大学参与产业政策制定及商业模式决策,并进而影响城市产业空间重塑;除自建园区外,大学还以合建、参建等方式与其它机构共建创意园区,并能增强园区内部功能联系.这既反映创意产业对知识、创新和人才等高级要素的内在诉求,又应合商业地产开发模式的转变.丰富的创意资源、广泛的校友网络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品牌影响力,是大学与其它机构合作的资源基础.正因此,大学能够跨越其周边集聚区的空间边界,在城市创意产业网络中占据中心度较高的位置,发挥“桥梁”作用.通常,少数大学的功能地位远高于其它同行.  

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外服务功能分析

本文采用对外服务功能量指标，利用2000、2005和2010三个年份的数据，重点分析我国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外服务功能。研究发现，就对外服务功能总量而言，海西持续减弱，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距逐渐拉大。本文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其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较弱，中心城市的极化能力不足，导致城市之间的配套服务并没有被整合成强劲的对外服务能力。这一“夹缝”的困境会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挤压”而进一步严峻。  

基于公私合作视角的城市创意产业公共治理——以北京工业设计业为例

公私合作关系对西方城市内城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北京工业设计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化问卷取得材料,分析在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公私合作对城市新经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联合企业及其它组织,推动工业设计业迅速成长。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通常居于主导地位,其它组织的话语权较少,但是可以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扩大政府公共治理的影响力。政府派出机构充当行政职能部门、行业中间组织、企业等多种角色,成为政府与其外部网络的连接点。因此,它可以被看作以单个项目建设为基础的公私合作制度或平台,有效提高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幼稚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