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温和，温和回归

11980年以来中国“激进”的计划生育是必需的、成功的以1980年中共中央“9·25”公开信为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温和”和“激进”两个阶段。从1956年中央提出“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到196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     

上海市城乡通婚典型路径分析——基于结婚登记群体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上海市853对城乡通婚登记的问卷调查,运用交叉分析方法,从性别和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方面,分析了现今上海的城乡通婚路径.熟人介绍系当今条件下最主要的通婚路径.这一路径有可能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     

大城市流动人口"带动迁移"特征分析——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被带动迁入的少年儿童和老人规模也日益增大,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借助问卷调查资料,以带动迁移主体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带动迁移率的基础上,从流动人口的年龄、来沪时间长短、受教育程度、从业状况、收入水平五个方面考察带动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及带动迁移能力,以期解析大城市带动迁移行为的一般特征.     

大城市人口婚姻迁移的城乡梯度特征——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

代际投靠和代内选择是构成大城市婚姻迁移的主要形式。婚姻迁入从市内互迁到省际迁入呈现由大到小的梯度格局。城乡婚迁中农业户占67.9%,省际城乡迁移中农业户占68.2%,户口性质的梯度特征明显。婚迁者存在着从城市到乡村受教育程度由高到低的推移递变规律。城市内部及城乡婚迁趋向于就近级别职业的婚配,城乡之间就近职业迁移极其普遍,职业间大跨度的婚迁极其稀少。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回归温和,温和回归

1 1980年以来中国"激进"的计划生育是必需的、成功的 以1980年中共中央"9.25"公开信为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温和"和"激进"两个阶段. 从1956年中央提出"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到196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我国早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处于提倡宣传为主、避孕服务为辅的温和推进状态.当时在宣传上还有一些文化顾忌,要求避孕知识传授要发行小册子,不要在报刊上公开介绍.直到1978年中央才明确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计划生育指标,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指标.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大城市外来人口离“市民待遇”还有多远?——以上海市居住证制度为背景

2004年,上海市居住证制度开始向全体来沪人员推广。依据居住证类别的不同,外来人口在享有"市民待遇"时被差别化对待,由此造成外来人口因享有"市民待遇"的多寡而分化为不同层次群体的现象("待遇分层")。依据法律法规文件及实地访谈资料,从法定和实际待遇两方面解读了外来人口享有的"市民待遇"项目及其与户籍居民之间的待遇差距,论述了当前居住证制度实施差别化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两地户口婚姻:类型分布、教育匹配及地域特征——以上海市为例

从“两地户口婚姻”入手,剖析这种以“户口”为单一标准的婚姻形式的内部差异性及其教育、地域匹配特点.在两地户口婚姻的四种不同类型中,“本地男+流动女”的结合占比重最大,其次是“迁移男+流动女”的结合.从教育匹配来看,“本地+流动”组合属于“弱弱结合”,而“迁移+流动”组合则属于“强强结合”.教育同类婚是教育匹配的主要类型,跨层匹配的比例随所跨层数的增多而减少.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迁移/流动男和迁移/流动女主要来自中部地区,且男女两性在来源地分布上差异不大.“本地+流动”组合类型中,本地人口倾向于找来源地为东部沿海和中部这些距离上海近的区域的人做配偶.同来源地婚姻则是“迁移+流动”组合类型的主要形式.     

浦东新区极化开发的负社会外部性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和数量在不断增长,对于城市未来和城市居民福利的关注,已经使人们在最近几年对于城市问题引发了许多的关注.过去人们只关注于极化开发的经济功能,而忽视极化开发造成人口大量流入、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引发的负社会外部性问题.本文探索了极化开发造成负社会外部性的机理,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及其它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浦东新区极化开发的集聚效应和负社会外部性.当前浦东新区极化开发引发的负外部性问题如社会极化、社区重组、社会隔离、就业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对浦东新区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浦东新区极化开发产生的负社会外部性问题在中国其它许多大城市也开始凸显,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极化开发的负社会外部性问题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