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目标导向,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需要依靠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来实现.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及典型事实,提出了经济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企业实现异质性逻辑框架,在需要稳增长情形下,国有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增加投资,非国有企业投资相应缩减.本文利用1998-2013年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经济下行时期政府需要稳增长情形,发现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导向作用显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减少约1.7个百分点.这个发现非常稳健,揭示了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也深化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理论认识.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

本文在一个框架内考虑了政治激励与财政分权,考察了转型期我国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中央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的考核导向,使得地方财政支出过度偏向基础设施建设而公共品支出不足,同时抑制了其中的官员私人消费支出.在资本不可流动但多期情形下,地方官员通过降低税率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积累资本.在资本可流动情形下,地方官员为了吸引资本.有额外的激励降低征税力度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资本可流动情形下,地区初始发展水平差距意味着地区吸引资本能力的差异,这可能导致地区发展差距比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更大.由于资本有更好的流动性,地方倾向干将财政压力施加到劳动所得上,从而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偏低.     

劳动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劳动结构效应。在理论上,我们贡献了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计算劳动结构效应的方法。在实证分析中,我们按三次产业、农业非农业、区域划分劳动结构,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我国的劳动结构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劳动结构效应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计算劳动结构效应时,按三次产业划分劳动结构,计算结果更精确些;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纵向比较分析时发现,劳动结构效应进入90年代呈下降趋势,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该趋势从一个侧在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绩效。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

本文基于我国1978—2002年间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所得,采用核密度函数估计各省区的收入分布,加总得到全国的收入分布,进而考察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分布演进。主要发现是,我国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渐呈现双峰分布,这直观地刻画了我国要素收入快速增长以及在初次分配中就呈现两极分化的现状;两极分化主要是由劳动贡献这个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要素贡献的其他差异对我国收入分布的扭曲程度为2%—15%。这些发现意味着,缓解、消除两极分化在于校正、消除经济体现有的一些扭曲及其对收入分配标准的影响,健全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环境。     

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

我国市场分割问题比较突出，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以及增多已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有些省区选择市场分割，而有些却致力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在处理区际关系上的迥异行为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我们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出发，构造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证明了，为了政治晋升最大化，地方官员选择地方市场分割还是区域一体化因条件而异。实证分析支持模型的预测。